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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北京南城的一所中学上的高中。我们的校园很小，运动场的跑道只有两百米，可是我们有几丛茁壮的丁香树，据说是建校时种下的。每年的春天，丁香悄然怒放，沁人心脾的幽香便弥漫了整个校园。
丁香花很小也很普通，没有梅花的孤傲冷艳，也没有荷花的婀娜高雅，更比不上牡丹的雍容华贵。小小的丁香通常是四片花瓣，有时也会是五瓣，不过极难找到，如同幸福的人生。据说找到了五瓣的丁香，就找到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学校的丁香大多是白色或粉红色的，也有紫色的，不过只有一株。不同的颜色各司其职，五瓣紫丁香，得到它就得到了美满的婚姻和爱情。
于是，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女生们便三三两两徜徉在花丛中，找寻她们的幸福和梦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高三那年五月的一天中午，天气非常晴朗，和暖的南风拂过树梢，令人慵懒欲睡。
我从水房打开水回来，远远看见灿烂的丁香丛中立着一个女生，淡粉色的上衣，白色的纱裙，白色的运动短袜和白色的网球鞋。我走近之后才认出来，是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班花袁静娴同学。她不仅容貌清纯，而且性格温和，讲话柔声细气，所以成为很多男生暗恋的对象。
当然也包括我。袁静娴微弯着腰，在那一丛紫丁香里找寻着，白皙红润的面庞已经渗出汗珠，看上去有些焦急的样子。我停下来问：“怎么就你一个人？”
姑娘直起身，转头对我说：“她们都找到了，就我找不到，都好几个中午了，要是还找不到，真怕高考落榜呢。”我那时不太会说话，脱口就说：“不是说白颜色管高考，紫颜色管找对象吗？”
姑娘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低下头，双手忸捏地摆弄起裙带来。我也觉得很别扭，就转过头，假装看花，这一看不要紧，正好看见一朵五瓣的紫丁香。我小心翼翼地摘下来，鼓起勇气送到姑娘的面前：“送给你！”
袁静娴抬起头，吃惊地说：“你怎么这么容易？真的是给我的？谢谢！”姑娘双手捧着小花跑开了，我的眼睛一直跟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处。我恋恋不舍地收回眼神，再次转向花丛，却再也找不到五瓣的紫丁香了，后来我又找过很多次。
直到毕业离校，再也没能找到一朵五瓣的紫丁香。从那以后，我经常梦见自己在寻找五瓣的紫丁香，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最终在大汗淋漓中惊醒。
这一年秋天，我进了本地的一所工科大学。袁静娴没有考好，本来想当医生，却只考取了高级护理专业。据说是因为早恋分了心，和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那团支书倒是没分心，去了北大学国际金融什么的。
大学生涯本来应该是无比浪漫的，可我们学校女生实在太少，而且这学工科的女生，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实话说都相对差一些。
我比较懒，不愿意走出校门吃外食，只好读书打发时间。我们图书馆有一间小阅览室，架子上是本校各专业最常用参考书，我无论什么内容按顺序拿来就看，四年下来居然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
我的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自学外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除了日语逮到什么学什么。图书馆语音教室的管理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借磁带，通常是这样的：请问有德语入门吗？什么？借出去了。
那法语入门呢？西班牙语也行！这样的四年大学使我日后的应变能力比较强，很容易就能进入新的课题或另一个专业方向，后来我就毕业了，托关系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无事可做。
而且没有福利房可分，于是我不得不再找出路。那年月气氛比较沉闷，出国还得要侨眷证明，出国这条路对我是堵死了。
半年以后，我考了外企服务中心，把档案扔给人才交流中心，就去外企做事了，虽然没有福利房，可工资高出许多，人也风光一些。外企和国企最大的区别是：办公场所干净，人穿得整洁。
特别是女职员，冬天也是西装套裙，丝袜加高跟皮鞋。我对白领制服的特殊癖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
我在外企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初恋。我的女朋友林薇是同一部门的经理助理，那会儿女秘书的名声已经不行了，所以都改称办公室助理。我是春节后去新公司的。上班第一天，人力资源部的人领着我熟悉环境。推开一间办公室，一个短发的女孩儿背对门正忙碌着。
白色的长袖衬衫，蓝色的西装背心，蓝色的制服套裙，肉色的长丝袜，黑色的高跟皮鞋，标准的文秘装束。听到声响，女孩儿转过头，对我嫣然一笑。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映照着她青春的脸庞，我只觉一阵心慌意乱。
林薇不是城里的，比我小一岁，是大专生，和我的求职经历差不多。她毕业后在大兴的一所小学里教英语，学校条件差，冬天还要生火炉取暖。寒假时她经人介绍在公司里做零时工，后来就留下来了，比我早不了几天。
那年月大学还没有扩招，我出身名牌大学，又是市区户口，在女孩子眼里还有一定的价值，很快我和林薇就走到了一起。林薇没有袁静娴漂亮，但是她们两人的声音很相似，都很温柔好听。搂着一个漂亮的白领丽人，走在春寒料峭的建国门外大街，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我感到非常虚荣。
我那时非常单纯，恋爱仅限于牵手和接吻。我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林薇住在她姐姐家，我们想做点别的什么也没有条件。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就这样，我们走过了春天，又走过了夏天。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然而，我错了，我和林薇公开关系不久，就有同事委婉地提醒我，说林薇是一个“不断要求进步”的女孩子。
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北京的春天很短，杨花落尽，蝉儿就唱起歌来，告诉大家夏天到了，等蝉儿唱累了，秋风就开始给西山染上一层红色。国庆节前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后留在了公司，准备直接去火车站，坐夜车去上海出差。临出门忽然想起来，有一份报告忘记交给老板。
我回去取了文件，见经理办公室还亮着灯，敲了敲就直接推开了门。我顿时目瞪口呆：老板正搂着我的女朋友上下其手，而林薇衣衫不整，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我们三人都很不知所措，最终我强忍怒火摔门而去。
我还是按原计划去出了上海。在出差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很多。林薇和老板之间关系不一般，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她一个大专生能够留下来，据说就是老板去特别争取来了。
他们的关系恐怕大家全都一清二楚，除了我。我并不愤怒林薇和老板如何如何，毕竟我们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大家都有权力选择。我恼火的是我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我居然被欺骗了那么久。
（老板正在对林薇上下其手，而她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从上海回来，我没有去质问林薇，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在楼道里碰面，仍然点点头打招呼，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结论是：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
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升职，加薪，出国培训，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
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所以更加无所顾忌。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
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三十出头，我们都叫她琴姐，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讲起话来和颜悦色，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
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更要命的是，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
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还是完成时呢？林薇爱干净，不会躺在地板上，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想象力真是可怕，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