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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纱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捋缰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
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章说起。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驰驿制度，大明开国后，承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长年供用的轿马伕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轿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二百多年来，这大明开国定下的驿递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花去一大笔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本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传之禁”。张居正决不肯通融，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有：大理寺卿赵悖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被连降三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疆前线，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
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执，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二百多年的驿递制度，竟被他用一年的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
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民瘼轻重，吏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决不肯拖延半日。
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升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
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章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其实，在读到这份弹劾本子之前，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王为抚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庵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后，为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
茶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加礼弹劾你的本子，想必你已看到。”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道弹劾本子的副本，”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本子全文刊登了出来。”
“温加礼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张居正逮住话缝儿问。
“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
“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
“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
“为何？”
“唉，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中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儿。”
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下官出抚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嗯？”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斥道，“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抚台，未必都是酷吏？”
“中明兄，你对首辅，怎好如此说话？”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哦？”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了怒容，急切地问，“请问哪两座大山？”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咯噔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祠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世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
“这两人怎么了？”张居正问。
“衍圣公与阳武侯，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可谓是拔山扛鼎的人物。”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科派。而且，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一大公害。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汴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得民心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
杨本庵一番陈词，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人都听得瞠目结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庵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急躁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得王国光说道：
“中明兄，你方才这番讲述，不谷听了怵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
“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杨本庵歉意地一笑，又补充道，“孔尚贤大量的财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
“此话怎讲？”
“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交给他，当然，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寄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寄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
“真是敛财有方啊！”张居正咬着牙，恨恨地骂了一句，“孔尚贤与薛汴如此劣迹斑斑，合省缙绅安能不反？”
“反什么呀，”杨本庵苦笑了笑，“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势豪大户，正好仿效他们。”
“各级衙门呢？”
“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势豪大户，个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啊！”
“岂有此理！”张居正霍然站起，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嚷道，“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把人气煞！”
“是啊，祖宗留下来的陋政，莫过于赐田。”王国光也气恼地应声说道，“不法缙绅钻朝廷的空子，使赋税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凤子龙孙鲸吞净尽。叔大兄，为了能让子粒田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缙绅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粒田加征的这一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
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叹道：“政治不明，小人乘隙；弊政不除，宰辅之过。杨本庵！”
“下官在！”
杨本庵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
“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
“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辩疏，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力的原因。”
“这……下官遵示。”
“还有，不谷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
“惩治这些不法权贵。”
“这有何用？”张居正一声冷笑，“自周文王起，历朝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癞皮狗身上的虱子，是越捉越多。”
“那……”
杨本庵语塞。张居正又转头问王国光，“汝观兄，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
游七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你是谁？”张居正问。
“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
“是啊，因此不谷想了一个根治之策。”
“啊？”王国光眼睛一亮，“请首辅明示。”
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言道：“就两个字，清田！”
“清田？”
王国光与杨本庵两人都一同叫了起来。
“对，在全国开展清丈田地，所有缙绅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一俟查出，立即追缴所逃全部赋税。”
“好哇，”王国光一下子振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辅，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
“不谷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箭攒体，又有何惧？惟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
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到过张居正这种心志的表述，但杨本庵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辅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安危，眼眶里顿时噙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丈田地，就从咱山东开始。”
“好，清丈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定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汝观兄你先找有关衙门会揖商量。”张居正说到这里，忽见游七慌慌张张跑进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
游七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你是谁？”张居正问。
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禀道：
“首辅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
“送什么信？”
“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
“什么，你说什么？”
“张老太爷已于本月十三日在家中仙逝。”
张居正如遭五雷轰顶，嘴中不停地喃喃说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五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入值点卯。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已是哀毁骨立，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位次辅，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帖，遣人匆匆投往大内。
外廷所有奏章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到达小皇上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值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不妥，此类事情，照例应由内阁开具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火燎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揭帖后，便急匆匆赶到了乾清宫。
已年满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主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她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君主。
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二人刚用罢早膳，正在叙茶，冯保禀报一声跑了进来，跪下奏道：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揭帖呈上。”
“说的什么？念。”李太后令道。
冯保展开揭帖读了下来：
启禀皇上：臣等于昨夜得首辅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张先生闻讯哀恸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
内阁辅臣 吕调阳张四维 伏奏
乍一听到这道讣告，李太后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她的眼眶。朱翊钧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着喊了一声：
“母后！”
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五年前在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逐，剩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她心头一阵惊悸，她习惯地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到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她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来替她揩拭眼泪，但眼泪越揩越多。
“太后，请节哀。”冯保跪在地上哀奏。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五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候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他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保：
“大伴，两位辅臣的揭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冯保小心翼翼地奏道，“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三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她忧伤地说道：
“钧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什么样子？”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会儿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大伴，这安抚可有章程？”朱翊钧问冯保。
“有，皇上应颁谕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而后再送些礼品去。”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替朕拟一道谕旨。”
冯保领命，退下办事去了。
一个时辰后，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受小皇上之命，赶到纱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客堂也被临时布置成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正在灵堂哭祭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客堂悬起的这些挽幛，张鲸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奏匣中拿出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朕今览吕调阳、张四维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也！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张鲸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张鲸本是冯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没了主意，只得劝道：
“请张先生爱惜身体，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又会多么难过。”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抽泣，从地上撑起身子，回到椅子上坐下。张鲸恭恭敬敬把圣旨送到张居正手上，又低声说道：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您，他已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瀚。”
“见他干什么？”张居正问。
“大概是为先生守制的事儿吧，”张鲸一脸讨好的神气，“皇上要张瀚出面慰留先生。”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悲恸之中。但哀号痛哭之时，他仍不忘考虑这一突然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按规定他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无疑就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慰留，他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但他不愿在张鲸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他让张鲸稍等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桌抽屉里抽出专用笺纸，工工整整写了一段文字：
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闻讣音，五内崩裂。
兹者，伏蒙皇上亲洒宸翰，颁赐御札。该司礼监张鲸恭捧到臣私第。
臣不忠不孝，祸延臣父，乃蒙圣慈哀怜犬马余生，慰谕优渥。臣哀毁昏迷，不能措辞，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胜激切哀感之至。
写完这道疏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客堂交给张鲸带回大内。
送走张鲸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旷又乘轿而来。这姚旷跟了他多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位前呼天抢地痛哭一番，然后才抹着眼泪，在游七的带领下走进张居正的书房。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儿，姚旷一来，他不得不又撑坐起身子。若是一般吊客，他倒不用见了，但姚旷却是非见不可的，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
姚旷一进书房，喊了一声“首辅大人”即欲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觅凳儿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道：
“你来干什么？”
姚旷答：“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本四封，都要票拟。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做主，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
姚旷说着就把那四封奏本拿出来放到书案上，看到这一堆黄绫卷封，张居正心中泛起一丝快意。五年来，内阁发出的每一道票拟都是由他起草。一个阁臣欲影响朝局，对各大衙门发号施令，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拟票。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他守丧在家，吕调阳派人把奏本送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分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
“本辅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何必送来家中。”
姚旷答道：“拟票乃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做主。”
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又道：“你去山东会馆找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庵大人，让他尽快写好辩疏，送呈皇上。”
“是。”姚旷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
“你还有何事？”张居正问。
“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说，”姚旷仿佛害怕隔墙有耳，压低声音说，“今儿下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到了内阁。”
“他去干什么？”
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起了猜疑。因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部院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朝中词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掌院学士的恭祝，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深孚众望士林归心的象征。姚旷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故特意把王锡爵去内阁的事情讲出来。首辅一追问，他又答道：
“王锡爵一到内阁，就径直去了吕阁老的值房。”
“啊？”
张居正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按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次辅吕调阳。王锡爵这么快去拜访他，是何用意？
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时，游七忽又来报：“老爷，皇上又遣太监送礼物来了。”
刚送来宣慰谕旨，接着又送礼物，张居正心头一热。他对姚旷说：“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个。”然后又整了整孝服匆匆回到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