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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民异()
整个成都，已经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混乱状态。
尽管政府已经派出大量人员，对各区、县、街道所在地的居民进行疏散，却仍然还有大量平民滞留在自己的居所，冷言旁观着苦口婆心上门劝说的工作人员。
空载的客车，就停在居民楼下。
几个钟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走出家门登上车厢。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劝说者的话。
病毒扩散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最早的时候上海到处都是乙肝，零三年的时候闹过非典，年轻人管那病叫“sars”。后来紧接着又是禽流感，就是以前乡下俗称的鸡瘟。然后又是什么口蹄疫、疯牛病、甲型h1n1……报纸和电视上每天都在宣传这些病有多么多么可怕，死亡人数又有多少多少，各单位、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也在高度觉悟，把人民的安危放在首位，以扎实的作风、出色的效率、特殊的措施，全力以赴阻击病毒，在一次次攻坚战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也临危不惧，坦然面对，积极参与，共同战斗，击败了一个个可怕的病魔，让社会重新恢复了稳定与和谐……。
说穿了，这些东西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在家里多备点药，每天熬点酸醋熏熏房子，时刻注意个人卫生嘛！没必要弄得大惊小怪，还要抛家离口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躲避……至于吗？再说这防盗门也不结实，来个小偷小摸的怎么办？
在老百姓的思维里，只要不是洪水、地震之类无法抗拒的自然性灾难，他们根本不会抛弃自己的家园远走他乡。不能说他们无知愚昧，也不能说他们目光短浅，当某天你必须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在陌生之地一无所有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内心的惨痛和悲切，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大爷，大娘，求求你们快上车吧！”
“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被感染。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后悔莫及了——”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非常尽职。遗憾的是，费尽心机的解释和劝说，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倒引起了听者的莫名猜疑。
“听说了吗？政府早就看中这块地皮了，市长的儿子就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只要变着法子把我们骗走，他们就能进场强行拆除。到时候，赔你多少补偿费还不是政府说了算？就算一分钱不给，你也得认命。”
“你那消息根本就不靠谱。咱们这小区的下面，其实是上古时候周文王的墓。不把我们弄走他们怎么挖掘？别听街道办事处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病毒传染？明明是国家拨了一个亿的文物挖掘资金，被他们暗地里私分挪用了一大半。现在钱不够，才想要把我们弄走。反正我是打死也不搬。要走也可以，真金白银把钱给够了就行。”
拒绝离开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甚至就连身家亿万的某些阔佬富豪，也加入了这支顽固执拗的拒迁队伍。
成功人士对于金钱的嗅觉非常灵敏。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艰苦创业，最终登上财富榜首的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让自己财富增值的任何机会。
在他们看来，成都市出现的这次混乱，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赚钱时机。
以躲避灾害的名义，把某一块区域的居民强行转移到新的聚居地，从而合法合理的把原有地皮全部充公。这种事情在共和国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闻。经过重新规划后的地块，可能用于开发商住，也可能用作修建工厂，还可能变成某位大人物亲戚子侄的囊中之物……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之后，当地官员和下手最快的开发者，都能把腰包装的鼓鼓囊囊。
谁也不知道政府会对成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全城居民集体疏散也肯定和灾害沾不上边。地震局那帮家伙只会拿钱不会做事，现在不是汛期，不可能有什么洪水泥石流。至于病毒……呵呵！这种借口，只能欺哄一下不识字的文盲。
正是基于这种以现实为依据的奇怪想法，成都市内居民疏散率只达到百分之五十。部分中、下级官员甚至对军区下发的命令半信半疑。在观望的心理促使下，他们也选择了拒绝离开。却不知，自己的动作也让平民们越发坚定了内心的猜测。这种游离在秩序之外，完全以个人观念为主的举动，使得死亡的大镰刀，距离茫然不知的人们头顶越来越近。
接到人员疏散进度最新报表的时候，谢治平中将正在一干参谋人员的簇拥下，观看着通过区域监控系统从前线发回的战斗实况。
将军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按照规定，将级军官每年都能领到由后勤部配发的军装，他一共只领过两套。洗得已经发白的将军服总是烫得笔挺，这种俭朴的作风，使他得到了所有下属发自内心的尊敬。
不仅仅是衣着，将军平常的饮食，也多以清淡廉价的蔬菜为主。即便是在工作聚餐的时候，他也会带上一瓶老妻腌制的泡菜，外加三两米饭便已足够。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与其把钱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吃穿上，不如省下来搞搞建设。”
这是他说得最多的话。
与严肃的集团军司令孟宗祥相比，脸上随时挂着微笑的谢治平，显得更加随和可亲。他尽心尽职地完成自己身为副手的每一项工作。即便偶尔意见相左，他也会全力维护孟宗祥的孟宗祥。用他的话来说：“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个统帅。即便不赞同，也必须服从司令官的指挥。”
全面接管集团军工作之后，谢治平一直竭尽全力维持着整条防线。这个参加过七六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在军事问题上一贯雷厉风行。不过，当他看到眼前这张标注着“百分之五十一”的疏散进度表的时候，因为疲倦和苍老皱缩得厉害的额头，又增添了几道深深的陷纹。
“剩下的人都拒绝离开吗？理由是什么？”
“原因很多……”负责与军方联络的市委秘书详细解释一番后，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苦笑着问道：“现在怎么办？需要强制疏散吗？”
“民政部门还有多少人力可供调遣？”中将没有直接回答，转而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五千，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志愿者。”
市委秘书端起桌上的茶水猛灌了几口，用疲惫而沙哑的声音道：“没办法，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和市政府提前撤离。治安人员也全部派往了前线，连同我在内，所有的人就这么多了。”
“人员不足，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权衡之下，老将军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尽量协助那些愿意离开的市民吧！目前的防线还算稳固，强制疏散……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这么干。老百姓是咱们的根，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每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本能。可是谢治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惯性思维，最终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
他忘记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对手，不是普通的敌人。而是肉眼无法看见，双手也无法触摸的病毒。
“呸——”
狠狠啐了一口嘴里的沙子，杨国华皱紧眉头，吐出一团被嚼得糊烂的米饭。旁边的夯土墙壁前，斜靠着一枝九九式小口径步枪。
从县级地图上看，小杨庄只是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一个黑点。庄后是一片略呈坡状的高地。除了水田里每年必种的稻米和大豆，坡地上那几百亩碗口粗的桃林，是全庄人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全庄五十六户人，家家都有一个壮年男丁是民兵。在县人武部的后备役表格上，小杨庄的民兵有整整一个排，是周边区域最重要的警备防护力量。
身材高大，肩宽膀大的杨国华也是民兵。常年的农活把他的肌肉锤炼得异常结实，因为炎热和潮湿，古铜色的皮肤表面经常蒙有一层薄薄的汗液，在阳光的照射下，总会让人产生一种黑塔般的厚重感。不过，这个魁梧健壮的汉子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戗人。他的脸上经常挂着和善的微笑，咧开的嘴角，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曲着腿半蹲在桌子旁边，用满是老茧的脚底踩住木凳边缘，大口划拉着土碗里所剩不多的米饭，两边腮帮高高鼓起的杨国华，双眼黑色眸子深处，隐隐放射出淡淡的哀意和无法掩饰的仇恨。
六年了，今天是他头一次自己做饭。
在他的记忆中，这种事情都是媳妇的份内。那时候的饭，吃起来总是很香。
昨天半夜，庄子西头老六家的狗一直在叫。开始大伙谁也没有在意，等到后来发觉有些不对，把民兵集合起来过去看的时候，老六一家四口，全都躺在了血泊里。
那是一个全身黑色的人，个头很高，看不清脸，身上瘦巴巴的没几斤肉。右边膀子下面没有手，只有一把形状像杀猪刀，却又长得多的锋利黑刃。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里，血一样的红。
庄子里所有人都被惊动了。男人在前，女人在后，老人孩子远远地站在外面看热闹，把老六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本以为是人多力量大，却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毁庄灭户的惨剧。
那个黑人动作快得可怕。轻轻一掠，就能跃出丈远。身形比猴子还要灵活，手上的黑刀挥过之处，总能带走一条人命。
杨国华已经记不清楚谁被第一个砍中，到处都是惨叫和哭号，子弹打在它的身上根本没有作用，所有人林林总总大概放了百来枪，被打得马蜂窝似的怪物还是没死，它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闷着头追杀所有人，就连老人和孩子也不放过。如果不是自己急红了眼，抄起铁锹猛冲上去，从背后把它的脑壳劈成两半，恐怕全庄人都会死在它的手上。
天，终于亮了。小杨庄五十六户三百零七口村民，只剩下杨国华和隔壁老支书家的儿子杨小柱。
老六家的平整的院子已经变得稀烂。脚踩下去，厚厚的淤泥能带起一大堆。那土的颜色，红得刺眼。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味道，呛得令人恶心，憋得想吐。
到处都是死人。横七竖八躺满了整个场院。其间散落着零零碎碎的黄铜弹壳，还有被刀子劈飞的骨头碎片，以及一团团粘黏的肉块。
民兵排长的脑袋被砍飞，斜挂在屋檐上，大张的嘴里舌头伸得老长，翻白圆鼓的眼仁吸引了几只觅食的乌鸦，它们叼破了泡涨的眼球，嘬着其中流出的浑浊液体，吃得津津有味。
小柱子趴在老支书尸体旁边号啕大哭。
杨国华却觉得肚子很饿。
打了半夜，谁都会想吃东西。
淘米、生火、煮饭……掀开滚烫的蒸瓮，把喷香的米饭舀进碗里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他，瞪圆的眼睛里，这才不由得涌出大滴的泪水。
媳妇没了。
她肚子怀着四个月的孩子也没了。
“老天爷啊！呜呜呜呜……”
望着空荡荡的家，这个铁打的汉子仿佛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着。
仇人已经被杀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老婆和孩子的命，一样要不回来。
和着眼泪吞下的饭，很咸，苦涩。
杨国华却吃得很带劲儿。他大口地吞嚼着，连牙齿都被硌得连连脆响，仿佛是在啃食自己仇人的骨头。
南边就是军队的防线。明天就去报名参军，杀光所有的黑人，给自己的媳妇和全庄老少报仇。
闷头吃饭的他专心对付着碗里的米饭，丝毫没有察觉屋后的院门正被悄悄推开。
一群蹒跚着脚步的身影，正从老六家的方向慢慢走来。
领头的，正是已经死去的老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