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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的士破旧的后座上。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着烟，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横冲直撞，每每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
“……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脑海里依然认得白沙瓦。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耸立的豪宅。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比这里更繁忙、更拥挤，特别是集市，哈桑和我过去常常去那儿，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所有这些，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这座城市喧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啧”了一声，叹了口气，“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晚，他前来道别。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后，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我。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这座建筑有木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窗外多数晾着衣服。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指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谈的事情】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
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Taliban，阿富汗政治组织，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推行原教旨主义，禁止电视、录像、音乐、跳舞等，随后于1996年执政，直到2001年被美国军队击溃。为了行文简洁和阅读方便起见，译文同时用塔利班来指称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党人】。
“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我说。
“不，更糟，糟得多。”他说，“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阿富汗西部城市】队，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他疲惫地笑起来。“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突然间，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他在通道巡逻，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他用俄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这头老驴子！’他说。”拉辛汗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坐在那里，血流满面，向那个狗杂碎道歉。”
我给他添茶。拉辛汗说了更多。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则没听说过。他告诉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自1981年起，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这个我知道。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就把房子“卖”给拉辛汗。爸爸当时的看法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我们被打断的生活——那些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
拉辛汗告诉我，在1992到1996年之间，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主要由三支非普什图族的军事力量于1992年组成，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96年被塔利班推翻】占领了喀布尔，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如果你从沙里诺区走到卡德帕湾区去买地毯，就算你能通过所有的关卡，也得冒着被狙击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炸飞的危险，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你从一个城区到另外的城区去，都需要通行证。所以人们留在家里，祈祷下一枚火箭别击中他们的房子。”他告诉我，人们如何穿墙凿壁，在家里挖出洞来，以便能避开危险的街道，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在临近活动。在其他地区，人们还挖起地道。
“你干吗不离开呢？”我说。
“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他冷笑着说，“还记得那条从你家通向独立中学旁边那座兵营的路吗？”
“记得。”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我记得那天，哈桑和我走过去，那些士兵侮辱哈桑的妈妈。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他。
“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撤离喀布尔时，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拉辛汗说，“还有，相信我，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人们在夏曼大道、在德马赞路庆祝，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爬上他们的坦克，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厌倦了火箭、炮火、爆炸，厌倦了古勒卜丁【Gulbuddin Hekmatyar（1948～），1993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理】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俄国佬还厉害。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我记得恤孤院落成那天，我坐在爸爸后面，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大家都笑起来，当他讲完话，人们纷纷起立鼓掌。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那些爸爸所花的钱，那些画蓝图时挥汗如雨的夜晚，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确保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梁子、每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拉辛汗说，“你不忍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那在恤孤院的废墟上搜救的情景，到处是小孩的身体碎片……”
“所以当塔利班刚来的时候……”
“他们是英雄。”拉辛汗说。
“至少带来了和平。”
“是的，希望是奇怪的东西。至少带来了和平。但代价是什么呢？”拉辛汗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弱的身体咳得前后摇晃。他掏出手帕，往里面吐痰，立刻将它染红。我想这当头，说一头汗流浃背的大象跟我们同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面，那再也贴切不过。
“你怎么样？”我说，“别说客套话，你身体怎样？”
“实际上，来日无多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又是一轮咳嗽。手帕染上更多的血。他擦擦嘴巴，用袖子从一边塌陷的太阳穴抹向另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珠，匆匆瞥了我一眼。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读懂了我脸上的疑问。“不久了。”他喘息着。
“多久？”
他耸耸肩，再次咳嗽。“我想我活不到夏天结束。”他说。
“跟我回家吧。我给你找个好大夫。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新疗法。那边有新药，实验性疗法，我们可以让你住进……”我知道自己在信口开河。但这总比哭喊好，我终究可能还是会哭的。
他发出一阵咔咔的笑声，下排牙齿已经不见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最疲累的笑声。“我知道美国给你灌输了乐观的性子，这也是她了不起的地方。那非常好。我们是忧郁的民族，我们阿富汗人，对吧？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我们总是说，生活会继续的。但我在这里，没有向命运投降，我看过几个很好的大夫，他们给的答案都一样。我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像这样的事情，是真主的旨意。”
“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情罢了。”我说。
拉辛汗大笑。“你刚才的口气可真像你父亲。我很怀念他。但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亲爱的阿米尔。这真的是。”他停下。“另外，我要你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看到你，但也还有其他缘故。”
“什么原因都行。”
“你们离开之后，那些年我一直住在你家，你知道吧？”
“是的。”
“那些年我并非都是一人度过，哈桑跟我住在一起。”
“哈桑？”我说。我上次说出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那些久远的负疚和罪恶感再次刺痛了我，似乎说出他的名字就解除了一个魔咒，将它们释放出来，重新折磨我。刹那间，拉辛汗房间里面的空气变得太厚重、太热，带着太多街道上传来的气味。
“之前我有想过写信给你，或者打电话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错了吗？”
而真相是，他没有错。说他错了则是谎言。我选择了模糊其词：“我不知道。”
他又在手帕里面咳出一口血。他弯腰吐痰的时候，我看见他头皮上有结痂的疮口。“我要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些事情想求你。我想求你替我做些事情。但在我求你之前，我会先告诉你哈桑的事情，你懂吗？”
“我懂。”我低声说。
“我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我想告诉你一切。你会听吗？”
我点点头。
然后拉辛汗又喝了几口茶，把头靠在墙上，开始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