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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拼命划桨，奋力与波浪抗争，最终却被冲回到我们的往昔。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个月前，我去过一趟精神病院。我没病。当然。
那天下午，天色昏暗，层层乌黑的瓦楞云朵，怕是要塌了。车子开出地库，妈妈催我快点开车。她坐在副驾驶座，低头发着微信。经过中山公园门口，停车捎上一个阿姨。我认识她，从小就认识，一直管她叫青青阿姨。她烫着短发，体形微胖，短袖的花色衬衫，并无过多装饰，与多数跳广场舞的大妈无二。她第一次坐我的车，先是称赞这车的后排好生宽敞，后来又酸酸地嫌自家女婿没用，女儿结婚五年至今连辆车都没买。我妈前几年退休了，青青阿姨退得更早。对于她俩的聊天内容，我的耳朵自动屏蔽。
开上青浦境内的高速，闷雷接二连三，却无半滴雨点。车载电台放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我妈和青青阿姨沉默下来，不知在听音乐，还是在看天色。车转入一条小路，两边是江南乡村景象，道路破烂而泥泞，我小心放慢车速，以免伤了底盘。
车子停在一座灰暗的建筑门口。还有辆黑色奥迪等在旷野上，车门打开，是小东阿姨。灰突突的天空下，她穿一件浅色风衣，白皙的面孔略施粉黛，脸颊绯红，冷艳高贵。小时候，我觉得她像《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莉香。后来，看了中年铃木保奈美的照片，更觉贴合小东阿姨的气质。现在，就数她保养得最好，拎着Burberry的包包，很有贵妇的样子。
她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说我几年不见，居然留满了胡子，又夸我是听话的孩子，愿意给妈妈做司机。
有歌曲唱过，“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青青阿姨、小东阿姨，还有我妈，她们三个做闺蜜已超过五十年了。
我妈让我早点回家，晚上她坐小东阿姨的车回去，那是辆机关单位公车，有专职司机。
但我说也想进去，实际好奇她们到底是来看谁的。在精神病院的门口，三个人一声不响。还是小东阿姨出声道“：没关系，就让骏骏陪我们进去吧，这种地方，还真需要小伙子陪同呢。”随后，她让司机开车回去了，准备回程搭我的车。在我有限的童年记忆里，小东阿姨是个大气的女子，常给我带各种珍贵的礼物。青青阿姨嘛，就喜欢带着我跟她女儿一起玩，至于礼物，就很少拿得出手了。
精神病院门外是片荒野，唯有小餐馆一间，不时传出麻将声。我们跟门卫做好登记，便步入医院大楼。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精神病院。没见到强壮的护工，没有凄惨的尖叫，没有墙上的血手印。有些人穿着病号服，在楼道间自由活动，行为神情均与常人无异，更无想象中的汉尼拔博士。
小护士面无表情，把我们引到一间会客室。在这里我才闻到一股药水味，很多人记忆中恐惧的气味。
狭长的窗玻璃上，密集的雨点不断落下，光线透过铁栏杆，洒在一个女人脸上。我不太认识。
她的年龄想必跟我妈她们差不多，但在这种鬼地方自然更显得老些。她留着长发，夹杂许多白丝，却打理得干干净净。又干又瘦的脸上有许多灰斑，没有化妆，白得吓人。眼窝深深的，反衬出幽幽的眼神。
依稀觉得，她年轻的时候，或许很迷人。从她穿的衣服上的编号，可以看出她是个精神病人，并且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必须要限制人身自由。她应该认得我妈她们三个，点了点头。我妈并不害怕，坐在她的面前，从包里抽出些营养品；小东阿姨拿出个袋子，里面装着许多衣服，包括女士内衣；只有青青阿姨两手空空，只是笑着问她：“哎呀，我们又来看你啦，身体怎么样啊？这里伙食还好吧？听说你的病好多了啊！真是啊，我们想你的哦！”
虽然那么一长溜话，银铃般串着，用上海话说来，却分外悦耳动听。但在我看来，像在哄小孩子。她——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有胸口上的编号：01977。
不过，我也得叫她阿姨吧，什么阿姨？精神病阿姨吗？她不声不响，目光虚焦着，不晓得在看谁，起码不在我们身上，甚至不在这间屋里。我妈又跟护士聊了几句，大体还是问她的身体状况，护士不耐烦地回答，01977一切都好！不要担心。说完，小东阿姨塞给护士一个信封，我猜里面是购物卡之类的。护士立马给了笑脸，又给病人削了个苹果。
01977阿姨从未说过半个字，只是拿起苹果，慢慢地啃起来。
一个苹果，她吃得异常认真。我们都默默地看着她，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这间小小的屋子，除了她的牙齿与苹果肉的摩擦声，还有雨点砸在窗玻璃上的回响，就像直接落到我们的耳膜上。安静到震耳欲聋。
等到她吃完苹果，几乎连苹果核也被吞下去了，我妈闭上了眼睛，小东阿姨眼眶有些湿润，青青阿姨几乎要夺门而出。
忽然，她说话了——
天潼路799弄59号。
没承想，她的口齿清晰，声音不响不轻，竟还像小姑娘般细腻，颇有穿透力，回荡在窗户与墙角之间。
妈妈抓紧了我的手。我的手有些痛。
小东阿姨拽了拽我妈衣角，又对精神病人说：“你好好休息吧，我们走了，明年这时候，再来看你！”
对方闭上眼睛。我们四个走出精神病院。世界却黑了。电闪雷鸣，豪雨倾缸。荒野。雨点冰冷，刺痛脸颊。而我背后的建筑，如沉没中的幻觉。傍晚五点，感觉已近深夜。我把车往前开了数百米，道路一片汪洋，强行通过非常危险。小东阿姨又提醒，这一带是低洼地，出过水淹事故，有人活活淹死在驾驶室内。
开回到精神病院门口，青青阿姨厌恶地看了一眼，说：“要死快了，等在这种鬼地方，要出人命的啊！”
小东阿姨倒是镇定，指着医院门口的小餐馆，说“：不如进去坐坐。”餐馆简陋，七八张台子，只有一个客人，坐在墙角吃着葱油拌面，浓郁的葱油味，勾我食欲。坐下不点什么也不好，小东阿姨自作主张，点了几样炒菜，至少回家不用饿肚子。我低声问妈妈，“你们去看的那个人，是谁？”
“你忘了吗？抗美阿姨，你小时候，她经常带儿子来我们家玩的，你跟她儿子还一起打过游戏机。”
“嗯，我依稀记得吧，那个男生叫啥名字？”我挠了挠头。青青阿姨在旁跟了一句，“我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四个人是顶顶要好的，你妈妈、我、小东，还有抗美。”哦，才明白，四闺蜜。
我妈妈是“老三届”。那代人吃过许多苦。唯独我妈比较幸运，因是独生女，未如别人那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是早早进到单位做了工人。我妈工作优异，早早入了党，特别喜欢文字，常给单位写稿，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
她们中的其余三个，命也不算太差。当年，许多人去了新疆、云南、黑龙江，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抗美阿姨，因为是最早的那批，被分配去了崇明岛的农场。
虽说与上海市区仅一江之隔，如今过大桥隧道仅个把钟头，但那时去一趟崇明岛，可比去苏州、杭州还麻烦。有时大雾天渡轮停航，就真正变成孤岛一座。不过，她们被关在农场里头，本身就跟蹲监狱没啥区别，除非有特别的事请假，否则每月才能回家一次。好在我妈在市区工作，没有兄弟姐妹，房子也算宽敞。她们就把我家当作据点，又延续了十年闺蜜之情。
再说回抗美阿姨，在四个女人里头，她是最为命运多舛的一个。“文革”结束后不久，小东和青青都顺利离开农场回城，只有抗美孤独地留在崇明岛上。因为她家里兄弟姐妹太多，都不欢迎她回家，自觉无望，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那座岛号称中国第三大，却是上海乃至江南最穷的地方，就连江北许多县都比它富庶。抗美在农场里吃了太多苦头，她那农民丈夫是个酒鬼，动不动就打老婆，就连她生完儿子坐月子期间，都不能幸免。苦熬到九十年代，抗美终于跟那农民离婚，把户口从农场迁回市区。但家里照旧容不得她，只能在外租房住，每天起早贪黑卖包子，有时还得靠三个闺蜜接济。
她儿子读书不错，虽比我小两岁，却是出了名的高才生。抗美给儿子定下目标，必须考上一流大学，没想到后来反而酿下了大祸。十多年前，最要紧的高考关头，抗美倾尽毕生积蓄，给儿子报了辅导班，还租下考场附近的酒店客房，只为儿子能考上第一志愿北大经济系。然而，高考过后，噩耗袭来：抗美的儿子偷偷买了张去崇明岛的船票，渡轮行至长江中流，他翻越栏杆，纵身一跃，被浑黄之水吞没。打捞三天三夜，才在崇明岛边的芦苇滩上，发现了少年的尸体，已被鱼虾咬得面目全非。警方调查死因，确定是孩子高考失利，自觉无法考上心仪的大学，无脸面再见妈妈，心郁气结，方才踏上绝路。后来想想，也是做妈的逼得太紧，一心一意要让孩子考取功名，也为补偿自己这辈子的不幸。
想来，这世上的悲欢离合，不是你妈逼的，就是我妈逼的，莫不如是。儿子死后，抗美有足足三个月不曾说话，尝试自杀过几十次……不是割腕昏迷后发现伤口结痂了，就是跳楼被六层到二层的无数晾衣杆救了性命，跑回农场喝老鼠药竟碰上山寨货，最后一次是开煤气，结果自己非但没有中毒而亡，反而搞得整层楼都被炸光，隔壁邻居三死四伤。
于是，她被送入精神病院，至今已逾十年。说到此处，我看着她们淡然的表情，再想想精神病院里的女子，想想她那幽深的目光。窗外仍是瓢泼大雨，阵阵闷雷声滚过，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最后，小东阿姨做了总结性发言，“骏骏，你不知道，这一天，是我们四人初次相识的日子。其实，推算起来也不困难，就是那一年的小学入学日。每年今日，我们都会相约来这里看望抗美。”
话音未落，一阵风吹开了窗户，我被打了一脸的雨。有个男人帮我们关紧了窗，就是一直在角落里吃葱油拌面的那个。“谢谢啊。”但他默不作声，径直坐到我们的桌子边。他看上去三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衬衫，胸口别着医生常用的钢笔，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伸出一只骨节细长的手，伴着雨点有节奏地敲打桌面。
“晚上好，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你们刚才所说的抗美，是我负责主治的病人。”
男人用极快的语速说话，就像大多数医生那样。他冰冷的目光扫视桌上的每个人，仿佛我们个个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只有我迎着他的目光。
我懂了，晚餐，才刚刚开始。小餐馆里沉默无声许久，还是青青阿姨先开口，“医生啊，真是太巧了，请问啊，我们抗美什么时候能医好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晕，这个医生很有九十年代港剧的风格，小东阿姨算是见多识广，浅浅笑道：“请先说坏消息吧，医生，我们一把年纪了，有心理承受能力的。”
“坏消息就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唉，真是可怜啊。”青青阿姨掏出面巾纸，擦了擦眼角。“好消息呢？”我妈问。“也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这种回答让人愤怒，青青阿姨瞪了瞪眼睛，“这算什么好消息？拜托哦，你是医生哎，怎么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抱歉，但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好消息。”医生看着我妈、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唯独跳过了我的眼睛。“你想说什么？有话就请直说。”还是小东阿姨镇得住场面。医生点点头，坐到我们中间，左边是我们母子，右边是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灯光照在他的头顶，乌黑的头发泛出几点油光。耳边全是风雨呼啸，屋顶像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随时可能被掀飞掉。
他先看着我妈，还是保持礼貌地说：“除了这位阿姨以外，我想请问另外两位阿姨，你们都和抗美参加过一九七七年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吧。”
她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点头。我只知道，我妈没有参加过正式高考，至于她的三个闺蜜，我则是一无所知。毕竟，一九七七年啊，世界上还没有我呢，哪怕连个胚胎都不是。
医生继续说下去：“小东、青青，当时，你们两个都和抗美一起在崇明岛上插队落户，因为农场经常收不到信，而农场领导强烈反对知青参加高考，担心你们万一被录取的话，会搞得大家人心涣散。所以，录取通知书极有可能被农场扣压，因此在高考报名填写地址时，你们都填了在市区的地址——而且，是同一个地址。”
他掏出口袋里的小记事本，翻到其中写满字的一页，轻声念出“：天潼路799弄59号。”
我记得，这是今天在精神病院，抗美说过的仅有的一句话。我还记得，这是我外公外婆家的地址，小时候我曾住过好几年。妈妈点头承认，“是，那是我家的地址。”小东阿姨接着说：“抗美家里兄弟姐妹多，他们的关系素来不和，以前邮件和包裹寄到家里，凡是写她名字的，大部分都会遗失，或者干脆被别人拿走，为此她不知跟家里吵过多少回。”
“其实，我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况，那年头很普遍的。”青青阿姨也插了一句。
医生双手托腮看着大家，说：“完全可以理解，小东、青青，你们和抗美填写的都是天潼路799弄59号。因为，那是你们最亲密的朋友的地址，而她恰好没有参加这次高考，而她家只有她一个女儿，绝对不会出现邮件遗失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妈妈虽然没说出口，眼神却是充满疑问，我也很想把医生逼到墙角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