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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要自学中医的人，都想拿《黄帝内经》当教材。其实，《黄帝内经》不是简单的中医教科书，其中具体的诊疗技法是很有限的，却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所以不是一个可以指导操作的“地方法规”，而是相对形而上的、纲领性的大法，类似于中医的“宪法”。比如，《黄帝内经》里就讲到了，生物可以分为五类：毛虫、羽虫、倮虫、介虫、鳞虫，分别属于木、火、土、金、水。其中，人属于倮虫，而倮虫属土。作为一种属土的生物，《黄帝内经》的理论认为：人是一种适合黄色的“虫子”。
既然作为生物的人适合黄色，又属土，那就意味着无论什么疾病，无论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都应该“从土着手”，比如，从土中求金、求水、求火、求木，土是其他四种元素的基础。“从土着手”“从土论治”是中医治疗很多疾病的大法，其实就是无论治疗什么疾病都要重视脾气的作用，甚至都要从保护脾气、补益脾气入手。
中国的文字和中医有微妙的关系，都反映了中国哲学里蕴含的哲理。
中国人的生存是离不开土的，我们的先辈描述自己的基础生存状态时说，靠的就是在“土里刨食”。中国人说一个人的命运不顺时，一般都说“命运坎坷”，遇到“坎儿”了。“坎”这个字形容的是道路不平，之所以不平，是因为土少了，把绊脚石露了出来，人走起来就要摔跟头。从“坎”的结构上，我们就能看出，所谓的“不顺利”就是欠土了，土不足所以命运不顺。
中医把五脏分属五个元素，心对应火，肝对应木，肺对应金，肾对应水，脾对应土。与命运、生死攸关的“土”这个元素，偏偏和脾联系在一起，可见脾在五脏中的特殊地位，也可见脾对健康之重要。
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中国是农耕民族，饮食结构决定了脾气的重要性；其次，因为中国民族是个安静内省的民族，与崇尚武力，相对外放、张扬的西方人不同，我们的强项是心，是思维，而不是力，不是肌肉。所以主管着力、主管着肌肉的脾，既是重要环节，也是中国人身上最容易出问题的薄弱环节。因此，我们只要谈健康、谈衰老，不论男女，就不可能离开脾气。
因为这一点，属土的脾胃才被中医给予了“后天之本”这么高的“职称”；也是因为这一点，金元时期的名医李东垣才写出了中医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脾胃论》，从脾胃里找众多疾病的原因及治法；也是因为这一点，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有112个方子，用药不过百味，常用的更是只有几十种，但甘草却在70张方子中都用到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味。
很多人以为药方中用到甘草只是为了调和药性，其实，甘草的更大价值是补脾。因为甘草是黄色的，味甘，黄色和甜味都是入脾经的。每个方子都用上入脾经的甘草，就是为了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不忘保护脾胃，可见中医对脾气之重视。
再说回《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提到养生食物时，是把粮食排在第一的。所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意思就是谷物（主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而水果、蔬菜和肉类等都是作为主食的辅助、补益和补充的。“五谷”包括稻、麦、黍、稷、菽，就是大米、小麦、黄米、小米、黄豆。从中医的角度讲，“五谷”都入脾经，把养脾的“五谷”放在第一位，再次验证了脾气在中医理论中的重要性。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有时候说“脾气虚”，有时候却只说“气虚”。有些气虚的人可能也会问：“上火的时候分心火、胃火、肝火，我的气虚到底是肺气虚、心气虚，还是脾气虚呢？补脾气能不能解决所有气虚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气虚者主要虚在了脾。补气重在补脾气，补脾气就等于补了五脏之气。
之所以一个脾气就能统领所有气虚，这里边不仅有“土生万物”的逻辑，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更是明示：万病要“从土中求治”，这个理论已经点明：脾气是其他脏腑之气的基础，而现在的临床实践也证实确实如此。
有人曾统计过：一般慢性病的发展过程中，有87.9%的人出现了脾虚，可见脾虚的普遍性。而中医治疗气虚的“四君子汤”“六君子汤”，治疗肺气虚的“玉屏风散”，治疗心气虚的“养心汤”，甚至外科用来治疗虚性疮疡的“托里消毒散”，以及五官科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温肺止流丹”，主要组成的药都是人参（党参、西洋参、太子参）、黄芪、白术、茯苓、山药、扁豆，这些全都是入脾经的补脾气药物。可以说，补气其实就是补脾气，气虚者补脾气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