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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的一个上午，大约10点左右的光景，我在这座叫荆门的城市的街道上挎着书包走着。这个冬天并不冷，早晨的空气里甚至没有一丝儿寒意。清亮亮的阳光洒在街上，行人与车也不多。我沿人行道走着，突然我看见了赵敏，她专注地与一个男子说着话，向我迎面走来。
赵敏。我叫了她一声。
听到有人叫，她抬起头，四处寻找。她看见了我。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那个男子，对我说，这是何军权。
我愣了，很意外，没想到我与我要写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会以这种偶然相遇的方式见面。于是，我看见了一个中等个头，穿一身运动装的何军权。那一刻我有些激动，突然上前搂了搂他的双肩。我的双手按在他的肩头，虽然我知道他是没有手臂的人，但仍很意外，一种触觉的意外。我感到了一种空洞感，残缺的。我的心里流过一股异样的颤栗。
这是与军权第一次见面，后来它就成了我的一段记忆。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荆门的。他说，前天。
他的赛事很多，年底前要到南非参加世界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再就是备战明年国内的第七届全运会。他现在正在加紧训练。我注视着他的脸。与残缺的臂膀不一样，他的脸那样生动，那样英气逼人，同时又带着坚毅。有点黑，一种近似于石头的颜色。他的目光温和而平静，闪动着光亮，给人一种阳光透过潭水的感觉。他的声音很轻，语速也慢，吐字清晰。如果说他的骨骼与外型很“硬”的话，那么他的声音则给人以“柔”的感觉。
我告诉他，我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以讲述为主要叙述方式，与传统的纪实文学不同。我想让文章活泼而更近于生活的本真。他只笑了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之前我已征求过他父亲和他妻子的意见，并开始采访他的父亲了。但此时，我仍担心他拒绝。因为他毕竟是主角，事前我除了在媒体上见过他之外，还没与他本人见过面，更没有就此事与他沟通过。现在他毕竟是名人，接受过央视、湖北电视台等境外的名记们的专访。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样去说服他，或者说让他明确告诉我他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问，在家呆多长时间？
他说，时间不会太长，现在训练很紧张。
接着，我说我想趁他这几天在家，与他在一起坐坐，聊一聊。他答应了，但没定下具体的时间。
相互告辞，我们各自按各自的方向往前走。走了几步，我回过头，看见何军权与赵敏边走边说笑着，很亲昵的样子。
街上的行人和车流来来往往，在这清亮的深冬的阳光里。我的心情也如这阳光一样澄澈。我为这次的不期而遇兴奋，但我搂住何军权肩头时感到的那种空洞的残缺感却也镂刀一样刻在了我的回忆中。我为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奇怪:这些年，我是一个在现实中很冷漠，却会为书中某个细节泪流满面的人，写作使我一直警惕地看着身边的人和事，并低调地活着。我一直处于以文字和思想的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的状态中，口语和行动萎缩得近于木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类似于拥抱的动作，这不太像我。我更不知道，我的这个动作对何军权来说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我太唐突，或者说太有文人似的矫情。我更担心，何军权会不会因为我感触到了他的残缺而心有不快。这疑虑和感觉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半年之后的一个夜晚，我忽然对我这天的行动有了一个清晰的解读:那一刻，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其实在表达着对他的尊敬，或者说是对他不幸的安慰。
与何军权街头偶遇后的第三天的下班之后，我找了家吃煲仔饭的茶楼订了一个包间。托一个做音乐的朋友约了他。我去得很早，服务员带我来到包间，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飘荡在房间里的音乐的声音。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种很安静的气氛中谈话。于是，我让服务员调小了音乐的声音，但室外大厅里的人声却突显出来。过了一会，朋友来了，朋友说，军权正准备出门时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他略为迟一点到。
这些年，何军权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训练和比赛，很少回家，每次回来，朋友和亲戚们都少不了以各种方式聚一聚。在这闹中取静的沉默中，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十多年前，当何军权在坡地上放羊、往来于乡间贩牛和在街头摆残棋挣钱时，谁想到会有今天。我想至少何军权自己是没有想到过的。
不过，我会想到吗？
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以旁观者的视角面对这个世界的人，我知道人生会有许多可能。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构成了世界的丰富多彩，但我却不知道这种事就一定会发生在这个叫何军权的残疾人身上。
一种人生走向，或者说一种生存状态的形成受着太多因素的影响，有自身的、外界的原因，甚至某个偶然的莫名其妙的想法也会在某些时候对事物的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世界与人生。
这时，朋友的电话响了。何军权说他们马上就到，问我们在哪。朋友告诉了他地方。我要出去接。朋友说，没必要，他这人挺随和的，不讲究这些。但我还是决定去。这就是我的习惯。朋友虽然确实感到没有这种必要，但仍陪我一起来到茶楼的门前。不一会，我们就看到了何军权、他妻子赵敏还有他们的儿子典典。何军权仍是一身运动装，两只袖管放在上衣的两只口袋里，就像我们健全人散步时喜欢将手放在口袋里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赵敏让他这样做的。我猜想赵敏执意这样做，潜意识里或许是想掩饰何军权的残疾，这样好看一点。
赵敏的头发盘在脑后，好像特意化了点淡妆，与我前几天见到时的那种职业女性的形象有点不同，像个柔媚的小媳妇。她抱着儿子。回到包间，我们各自点了一份煲仔饭，便开始聊天。说话间，赵敏会用桌上的牙签，挑了水果送到军权的嘴里。军权坐在沙发上，很沉稳。儿子典典跳来跳去地闹个不停。
父亲何明华曾说孙子与何军权小时候一样，调皮得很。
但现在的何军权却稳稳地坐着，淡淡的，没有一丝成名者的自得与张扬。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还是因为童年的不幸已让他失去了那种活力？此时，我在想，如果说眼前闹腾的是儿时的他，而坐在沙发上的是现在的他，两者之间隔着的这近三十年的时光该是一段怎样的历程呢？我的目光来回在他们父子俩的身上游动，清晰地看到了时间的魔力，或者说岁月的痕迹。这一切给我留下了太多想象的空间——他是如何走过这段路的？我努力地想找到这变化的线索。
因为我与他并不熟悉，因为我们的见面有着明确的目的，所以聊天的内容很快就进入到主题:他的生活与经历。我盯着他，以一个写作者或者说我惯常的姿势听他讲述。但我很快发现，他的讲述与他父亲的讲述，以及此前我在电视等资料上看到的那些讲述非常一致，也是那些故事，甚至语言与表情都惊人地一致。这让我感到一种危机，我看到了我工作的难度。如果我再次将那些东西用文字的形式复制一遍的话，我觉得我的这本书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于是，我想到了张洪，一个从事新闻工作且很有想法的朋友。我想，对于写这本书来说，他的加盟会使我更有力量，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着二十多年磨炼出来的经验。我知道我必须挖掘出那些故事背后的东西，然后最大限度地真实表现出来。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点的煲仔饭上来了。大家入桌坐定，赵敏让服务员拿来一只空盘，然后用勺子将碗里的煲仔饭挑一些出来放在盘子里，将饭菜拌匀，放在军权的面前。我为他倒了一杯红酒。何军权说，谢谢！然后，用嘴含着杯沿，与我碰杯。虽然给他酌酒时，我想他会有办法，但还是有些意外。我端着杯子轻轻地与他碰了一下。何军权直接用嘴在盘子上吃饭，他做得很自然，虽然我感到好奇，但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许多做法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印度人用手吃饭，英国人用刀子吃饭，只是一种方式的不同。
对于有些话题，我一直比较避讳，比如他的残疾。但何军权和妻子赵敏一点也不回避这个话题。他们甚至会主动提起来，语气与神态很自然，这让我觉得他们的心理很健康。如果这种情况放在其他残疾人身上就不一定会这样了，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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