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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是继《约书亚记》进入迦南地的争战记载后，对以色列人历史的一段新的记载。这段记载的神学特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人陷入了一个特定的反复循环。他们会逐渐忘记神的带领，拜偶像并陷入各样的危难，然后又向神呼求并得到神的拯救，然后又逐渐忘记神的带领。
大多数情形下，《圣经》将人分为义人，罪人和邪恶的人这几类。义人是神眼中看为美好的，被神考验和启用的，大多数时候也执行着传播神的信息和拯救以色列人的任务。罪人则是神领导和拯救的对象。恶人的结局则是神的审判，如大卫的诗歌中说的，像秕糠一样被风吹散。一般来说，基督徒大多都承认自己的身份是“蒙恩的罪人”，也就是说，被神恩典拯救的罪人。
根据《新约圣经》，基督耶稣又经常将罪人看着病人，并给予各样的医治。病人这个词，在英文中是“patient”，与耐心“patience”是同一个词根。也就是说，对待病人，要极其有耐心。病人本身也要有耐心接受医治。《士师记》生动地反应了神对于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而显示出的巨大的耐心。这种耐心正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4节中说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正是保罗认真体会神的心意的一种真实的心得。
《士师记》记载的历史，时间跨度较大，记载的内容却较简略。这段历史衔接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代，到大卫王朝建立的时代。这段时间大约有四百多年。为了说明以色列人的历史，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对一些学者对《圣经》的某些细节的质疑，以及相应的《圣经》难题的个人看法。
这个难题和这些质疑的具体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根据《民数记》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二十岁以上男丁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名。学者们加上女性的人数和孩子、老人等，估计整个以色列族群约有二百多万人。然后他们根据考古和《圣经》其他章节对迦南地的城市居民规模的记载，认为这个数目实在过大。但考古也发现，大卫王朝时期的城市规模，与《圣经》记载的较相符合。
以色列人入埃及时，男丁共七十人。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地共经历了430年。这430年来人数的增长是八千六百多倍。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数目。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巨大的人数增长。
若按《民数记》中20岁划一代的算法，这意味着每一代以色列人，人数的增长为1524倍。也就是说一对两人的以色列夫妇，平均要将三个孩子养大成人。这样看起来，这个数百年增长的数字也就不是那么可怕了，或者说这显示了指数增长的威力。当然，对于自由人，要持之以恒地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自由人要讲究一定的生活方式，对养育子女有一定的模式和要求，也要考虑财产继承等因素。考古也发现，避孕并不是现代发明的，古代文明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避孕方法。《创世纪》第38章也记载了犹大家族的一个较自私的男子因为不愿意家产被分而采取避孕的措施。但对于作为奴隶的以色列人来说，却没有这个生活方式的障碍。可以想像一些古人孩子养得不多，家畜却越养越多的情形（将人当作私有财产，是奴役的本质）。英文词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字面意义也有生育能力的意思。
《出埃及记》第一章也记载了神祝福以色列人，让他们母子健康，生育旺健。所以摩西出埃及时，带出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是完全合理的。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迦南地的城镇考古，显示出城镇人口比《民数记》记载的总人数少很多的现象。我这里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是因为那时候农业和畜牧业技术还不够发达，人们大多散居，并没有往城镇集中。另外，《摩西五经》记载中，对城市的印象较负面化。《约书亚记》中，神也是在对罪恶之城进行审判。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经历，大概也造成了他们厌恨城市。根据罪的传染的规律，远古的城市的确可能很势利，拜偶像以及罪恶深重。所以我个人的另外一个解答就是约书亚进军迦南地时，毁了很多城。摩西律法规定了一系列土地分配和管理制度，这使得以色列人愿意在乡村扎根，没有急于恢复城市规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大卫时代，在人口逐渐增加后，城市才重新繁荣起来。大卫时代时做过一次人口统计，那时“拿刀”（具有战斗力）的人约有130万，是《民数记》记载的人数的两倍多。这比较符合历史上有一定生活方式要求的自由人的人口增长速度。
《约书亚》记中，约书亚诅咒了罪恶之城耶利哥城，其地考古也确实证明了那座城市在被毁后的数百年内没有重建。
仔细阅读《士师记》，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各样的战斗都是“野战”一类。几乎没有提到过像《约书亚记》中记载的攻城战。《士师记》中唯一一次直接提到攻城，也是攻击并毁灭便雅悯分支建立的罪恶之城，并顺带焚毁了其他一些城镇。学者分析说，那次攻城的记载虽然在《士师记》之末，但实际发生时间却应该是在士师时代的早期，因为经文中提到了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孙子做犹太人的大祭司。也就是说，《士师记》在按神学或文学方式组织记载，并没有完全按历史时间顺序记载事件。而这故意颠倒时间的记载（可能是由于古时经文编辑者将多卷经文编辑成一卷造成的），或是想说明士师时代的乡村特色的原因，或是想说明再度进入城镇时代时，需要有王权统治，为大卫王国的制度进行预言或铺垫。由于乡村的特点和资源的分散，士师时代的文字记录也不是很丰富，整个四百多年的示师时代，综合起来的经卷只有短短的一卷。这也是很自然的。
另一个因素是早期的城市是用泥墙建造的（古代的耶利哥城就是这样建造的，中文的城字，也是由土和成构成的）。它很难自然保存到可以被考古学家发现。考古学家估计的数字可能比应该有的少。
《士师记》第4章中提到一个摩西岳父的后人雅亿的居住状况时，说的也是“帐篷”这种散居的形式。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个“士师时代=乡村散居时代”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总之，我们要相信神，相信《圣经》记录的真实性。
乡村散居的生活，使得以色列人生活较有依靠，可以靠自己的出产养活自己。这使得他们不容易沾染城市环境下必须靠人际关系的一些恶习。用现代的话说，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会倾向于客观、公平和淳朴。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会过于依赖自己的独立能力，而忘记了耶和华神。这时候，一定程度的困难和异族袭扰，往往能帮助他们找回对神的信靠，以及彼此间的联合、支持和关爱。现代的科技人员就有点类似，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有时候，我会鼓励孩子学科学，并告诉他们从生存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新时代神的应许之地（网上将程序员叫码农），更会告诉他们信靠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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