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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组织人按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发表了欧洲坐在了火山上的文章，形容欧洲的危机。当然，介于情势，他只能将责任全盘推给左派的过激的自由主义思潮。当时斯大林式的暴力**革命和弥漫的否定政府行为的无政府主义，都代表着这些思潮。这些思潮也造成了西班牙内战。在那次内战中，德国帮助邻国西班牙扑灭了**革命的烈火，自己却也走上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事强国路线，并为后来的侵略战争埋下了种子。
所谓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是后来的历史学家总结出来的。当时人们的主食以面包为主，黄油就是相对奢侈的消耗品。当时德国是工业大国，若将其工业产品用于出口并交换农业产品的话，人民应该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搞“军事强国”路线的纳粹德国，却将30%以上的国民收入都用于武器生产、军队建设和战略储备，这使得其经济的再循环能力出现了极大的瓶颈。
作为执政者，本来最需要处理的，就是人的问题。纳粹党执政前，德国人民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战败的痛苦，大萧条的绝望，魏玛政权复苏经济的软弱等一系列的非常压抑的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值降到了很低的程度。纳粹党的独裁制度又使得他们可以随意欺骗人民，所以尽管德国经济有了强劲的复苏，但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保持在一种较低的水准。当时德国还在实行战争时期的配给制度。
“人经常跌入的一个陷阱，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许世平趁机劝告赫斯。纳粹党将自己放到了过激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采取的极端的保守政治，这些保守政治包括控制和焚烧各种出版物，限制人民的思想，压制一切反对者的声音等等。至于用男性秘书，男性护士等，只是这种保守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
针对赫斯年轻，正在形成自己的性格和人生观这一特点，许世平告诉赫斯，有现代的统计分析学表明，大多数子女在继承父母的精神遗产的时候，要么是完全照搬，要么是走向对立面。也就是说，很多子女最后的性格和价值观等，要么基本与父母重合，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父母的性格、言行、价值观等，对子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看见赫斯不是特别理解，许世平就用科学的原理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设一个科学家第一次做实验失败了，第二次就按完全相反的方案做，然后就指望着这一定会成功，你说这个科学家的日子是不是太舒服了。”
赫斯就笑了起来。其实许世平想到这一点，是针对中国的一些人被过去的经验绊倒，不愿意信仰上帝的这一情形的。中国经历过个人崇拜的惨痛，就“反其道而行之”，否定一切形式的崇拜。如果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错误的科学假设并失败了，那他就再也不相信自然规律的存在，且不是很荒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在不由自主地拜各种偶像（包括拜金钱和权势为偶像），战胜这种错误趋势的方法，不是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拜，而是要寻找和敬拜真神。
显然，赫斯本人面临的，也是青春的叛逆，以及他对父母传递的基督教信仰的接受、抵触甚至反叛的混合情绪。另外，人很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是全然学习和效仿父母。然而基督教信仰中，牧师会向信徒讲解耶稣，讲解《圣经》中各种美好的人物，用他们作为孩子行为的榜样。这样就减轻了父母的压力，也为子女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也让父母有空间放下架子，与子女做朋友。子女和父母之间，是相互将对方当着一个需要宽恕的罪人来爱的。这样就更容易原谅对方的缺失，并真诚地相互帮助，关心和爱对方。
赫斯心情好了起来，就发挥年轻人的想象力，开始筹划改善德国经济状况，逐渐脱离靠军事来增强国力的路线。当时没有自动化机床等有智能复制能力的设备，社会的生产力被熟练工人的数量约束。德国通过长期积累，有大批的熟练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强项。当然，这个强项，需要靠合理的社会经济组织来发挥出来。
赫斯就访问了西班牙，与德国曾经尽力帮助过的弗朗哥面谈，高调强调经济合作，并抛出了“德国-西班牙冰箱合作经营计划”等商业方案。当时的技术水平已经适合大批量制造冰箱。冰箱能提高食物的保鲜程度，既提高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人的健康，增加卫生和减少疾病。在医学上，冰箱也能帮助储存各种疫苗和药品，也能制造急救时需要的冰块等。
可以想象当时销售冰箱，针对的将是较为高端的消费市场，利润率应该比较丰厚。而冰箱本身进入消费市场，又不像汽车那样需要路桥建设等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为先导，应该是搞活经济的一个较强的启动点。
另外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减缓对犹太人的社会压力。这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的调整。优秀民族并保持纯种的理论显然是不合适的，但赫斯一时却想不出什么方式去替代。
许世平就告诉他什么叫“死亡权势”。人很聪明，进入成年后，就能预测将来自己有一天必然会死亡。因此，人总要有意无意地为自己设置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目标，即使个人不这么做，文化也会逼人这么做。这样人就陷入了一种叫“死亡的权势”的陷阱中，或者说，人生就在被死亡奴役。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就是设计的人生目标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从而害人害己的典型。
管理学中有一个“彼得原则”，说的是一个近亲繁殖的体系中，每个人都会不断地“追求进步”。但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最终人就会将自己推进到一个能力无法胜任的位置，并因为文化的功利因素，就陷入在那个位置中，再也无法动弹了。人也就成了一个社会地位的附属品，也被这个自己无法胜任的社会位置奴役一生。
赫斯就笑了，因为这个说法，针对的正是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以及当时德国人的勤奋进取的文化。
至于解决这个陷阱的办法，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抛弃勤奋进取的精神，而是信仰神。一来靠神提升自己的境界和能力。二来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是谦卑的，也相信做一个更好的人，比做多大的事情更重要。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就要宽恕他人。另外，纯种民族的理论形成的，不正是一种规模较大的“近亲繁殖”体系吗？
当然，调整和清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受的不公正法律和待遇，还需要一段时间。
赫斯授意德国主要媒体刊登出“欧洲坐在火山上”，“德国要向欧洲卖冰箱”的文章，试图传达德国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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