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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后又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史子明免不了他那公子哥的习气，对各种人都要挖苦和嘲弄一番才肯放过，每当这种时候赵冀问就像哄小孩一样称赞他说得对，劝他别往心里去。叶宪也时常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些也颇为新颖有趣，每当他有妙语要说时便故意停顿下来，推一下镜框，竖起食指在空中平移一遍，示意所有人注意，我本来期待他多说一些，但只要赵冀问一开口说话，那就好象刮了一阵风，立刻让他这艘航船改变了方向，顺着风向所指前进，甚至撞上史子明这艘巨船也无所畏惧。为了赵冀问的某个不成熟的观点他可以辩论得慷慨激昂、吐沫飞溅，让史子明也招架不住。
几番下来，我慢慢察觉这位老弟是赵冀问的爱慕者。这份爱慕应该有很长时间，可能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但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单相思，他也理解这一点。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这对夫妇对此也心知肚明，而且颇为大度，甚为愿意接待他，视他为不可多得的朋友，而他对此也心怀感激，珍视这份友谊，把这种爱慕修炼成了一种纯粹精神上的崇拜。
我不免会想，假如这位心思单纯的老弟当年经验足够充分的话——当然他现在也未必充分——他该明白对女性的爱慕而产生的顺从通常是不可能获得女性的垂青的，女性天生是一种弱势动物，她需要的不是男性的爱慕，更不是追求，而是征服。
赵冀问一直不太说话，笔挺的端坐在那里，犹如碧波上漂荡的天鹅，这时她撇过头来问我是不是在读《战国策》。我说我只是闲暇时候翻一翻。
叶宪像被电击了一般从沙发里弹起身子，推了推正得不能再正的镜框，端起手指示意我注意，问道：“你可知道‘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名称的由来？”
不等我有任何反应，他便抓住这个教育门外汉的好机会，继续说道：“‘春秋’和‘战国’这两个名称是后人取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并不称自己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或者‘战国’，这与秦汉唐宋不一样，这些时代的人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叫什么名字，他们称呼自己正如我们称呼他们一样：秦人、汉人、唐人、宋人。但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并不称自己为春秋时候的人或者战国时代的人，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正如我所说，是我们后人取了这个名称用来称呼他们和他们那个时代。而之所以叫‘春秋’和‘战国’，是因为春秋末年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修订了《春秋》一书，而到了西汉，学者刘向根据保存下来的史料编订了《战国策》一书——也就是你现在翻一翻的这本书，这两本典籍分别记述了两个时代的历史，这两个时代是接连相续的，从东周王室衰弱、诸侯割据开始，其间各国攻伐兼并，一直到秦灭六国重新统一天下为止，于是我们就用这两本书的名字给这两个时代起名为‘春秋’和‘战国’。”
他那副谆谆教导的语气让我实在无法开口说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仿佛我一开口说话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似的，于是我只得摆出一副“谨受教”的神气点点头。叶宪见我这般老实，便得意的看向赵冀问，那神情分明在说“你这位朋友可业余的很，不过总算没有班门弄斧，待我帮好好你教导一番。”
凭着一股“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叶先生正襟危坐，把衬衫领子竖了又竖，却怎奈松垮垮的怎么也立不起来，没法和此刻特意伸长的颈脖和高昂的脑袋相得益彰。
“你看《战国策》的时候有一点我请你务必注意。《战国策》无疑记述了战国时期的历史，其史料价值十分宝贵和丰富，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大量参考了这些资料，很多内容甚至是原封不动的照搬。不过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战国策》这本书，当时这些资料只是零散的储藏在西汉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里，而司马迁作为图书馆的馆长可以方便的查阅这些资料。《史记》成书，司马迁死后，直到西汉后期学者刘向才把这些零散的史料找出来，那时候并没有发明纸，所有文字都写在竹简上，用牛皮绳串起来，年代久远，木头和皮绳都容易腐烂，当时已经‘错乱相糅莒’。刘向对它们进行整理、校订和编排，最终形成了《战国策》这本书。值得注意的是，刘向自己并未对这些资料进行任何加工润色或者大规模的修改，小的修改也仅仅只是针对一些错乱抵牾之处，这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再创作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的成书顺序，首先是前人留下来了史料，接着司马迁参考这些史料创作了《史记》，最后是刘向把这些来源不同的史料整理编订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战国策》。
“但这里的时间顺序并不是我想提醒你的要点。刘向在给这本书取名时称之为‘策’，而并未向司马迁一样对一本历史著作称之为‘记’，这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这说明刘向自己已经意识到他所编订的这本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称之为一本记述历史的书籍。刘向所依据的史料大概是好几本书，这些书的书名据他自己所说，‘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同时‘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他看了这些书之后，‘以为战国时游士所辅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宜为战国策’。这些史料的作者们基本上都是站在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角度来描写当时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着重刻画了游说之士们对各国君王和权臣所说的游说之词以及这些言辞所产生的影响。每一篇策文一上来先交代事情的缘由，接着便是游说之士对相关决策者进行游说，最后写出事情发展的结果。这是战国策的基本叙事结构，但这种结构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游说之词对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印象难以察觉，而读者在阅读时往往又会被其言辞的气势磅礴和观点的新颖别致所倾倒，更加使得这种印象根深蒂固，难以消除。于是就会出现一种简化历史的倾向，认为战国时代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是被这些游说之士的华丽辞藻所控制的，而其他可能影响人物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因素——甚至的是巨大的因素——由于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被简单的一笔带过，而被人们永远的忽略了。站在严谨和公平的角度上说，游说之士的作用被严重夸大了。所以阅读《战国策》时必须要牢记一点，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它是一个扭曲的历史，是从某一特定职业的人物眼里看到的历史。真实的历史由于资料的缺乏已经无法还原。”
说完这段话，叶先生端起茶翘起二郎腿，靠回松软的沙发椅背里，悠悠的扫了一遍众人，最后目光不出意外的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只得再次摆出一副“谨受教”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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