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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脱下浅色的衣服,换了一身深色的制服,还是戴着红色宽边袖章,袖章上绣着白边和黑色的“卐”字,翻领上仍然戴着国社党徽。
希特勒慢慢地喝完一杯浓咖啡,他看了看大家,低声地讲道:“先生们,我们很快就要拿下莫斯科,随后俄国就会垮台。你们知道,这个泥足巨人拥有怎样不可胜数的财富:黄金、矿石、煤炭、石油、森林和肥沃的土地,当然,还有不花钱的劳动力。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把自己的命运跟布尔什维克搞在一起的其他民族的人,在俄国实在太多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在我军占领的地方也不归顺我们。相反,他们躲进丛林,武装起来组成匪帮,进犯我们的驻防部队,打死我军官兵,炸毁桥梁、油库,颠覆军车。我们在这片德意志优秀的男儿大量流血而夺取的土地上,并不感到自己是主人!几天前,冯?霍伦将军对我讲,在他的军队的后方,甚至还有俄国军队的小股正规部队在活动。他们烧毁军用燃料仓库,破坏铁路枢纽站,并在我军进攻前的几小时内炸毁铁路桥梁,这就使我军无法调动自己的部队。”
希特勒站起来,用手掌拍着桌子:“各种匪徒在后方杀害我们日耳曼民族的精华,我们要容忍到何时?我们在东方需要的是生存空间,而不是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其他败类!希姆莱,你来办这件事,立即执行我在对俄开战前夕批准的计划。”
希姆莱站起来,用雪白的手帕擦了擦夹鼻眼镜,戴在鼻梁上,看了看褐色的小记事本,说道:“我的元首!当前,在占领的俄国地区,有我们许多党卫军、秘密警察、保安队和盖世太保组织在活动,他们在俄罗斯上地上清洗布尔什维克败类。我们正在有力地揭露、逮捕并消灭布尔什维克党人、犹太人、游击队员和他们的帮凶。俘获的官兵都被关进设在德国、波兰和我们的附属国捷克的集中营。”
“海因里希!您没有理解我的意图。我们没有必要去喂养集中营里的俘虏和其他俄国人,没有必要派官兵去看守他们。俘虏要在战场上就地消灭掉,一切可疑的人当即枪决。强壮的男女可以运到德国,在看押下让他们在我们的煤矿、铁矿和采石场干活。体弱的,不能干活的一律消灭。在发现游击队出没的地方,要把当地居民全部干掉,他们的房子统统烧掉。”
“只有残酷才能赢得胜利!”戈林附和着说道。
“德国是正义的,只有无情的残酷才有助于我们的军队取得胜利。”
“我明白了您的话,我的元首。立即将您的命令下达到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希姆莱说完,坐下来,取下夹鼻眼镜重新用手帕擦起来。
“我想让你们彻底明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其他卑贱的民族再无立足之地。只有雅利安人才是高贵的种族,是世界的主宰者。今天,我们拥有德意志,而明天,将拥有整个世界!”
“我们将竭力实践您的思想;我们的元首!”鲍曼说。
“很好,那么就干吧。不过要悄悄地,别让各国报界知道。”
“会绝对保守秘密,”希姆莱担保地说。
“赫尔曼,”希特勒接着说,“把俄国人的大批财富运往德国,铁路运输已不能胜任,要调空军来协助。要把贵重的金属、精密设备、艺术作品、博物馆的珍藏品、毛皮,把一切能使德意志大地变得富饶美丽的东西统统从俄国运出来。”
戈培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随声附和说:“他们的乌克兰的土质好极了——全是黑土。”
“黑土也将是我们的。”戈林插了一句,其他人也都开心的笑了。
结束了聚会,希姆莱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狼穴”。
希姆莱是23年加入国社党的,这是他不断寻找承认和政治方向的必然结果。这位编号为42404的党内同志一开始只是国防军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影响下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罗姆后来担任冲锋队首领,率领他的褐衫步兵为希特勒上台扫除了障碍,他当时也和希姆莱一样出入于慕尼黑的“种族主义的”后室。他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戴着镍架眼镜的热情洋溢、忠实听话的大学生。当希特勒于当年11月9日前往统帅厅时,罗姆带着他的人马占领了前巴伐利亚的国防部。在一张这次奇袭的照片上,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举着共和国战旗的旗手。这是他生命中的关键瞬间。他终于属于“其中”了。尽管暴动可悲地失败了,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但希姆莱找到了他的目标:为这桩“事业”进行政治“斗争”。从那时起,他就断绝了一切后路。希姆莱有一次曾经说,无论希特勒命令他做什么事,哪怕是“枪杀他的母亲”,他也会不折不扣的执行,并对这道命令所表示的“信任感到自豪”。
国社党上台后,希姆莱同他的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合作默契,巧妙地进入了新帝国的关键岗位。两个人从巴伐利亚开始,渐渐地掌握了帝国的所有行政权力。党卫军成员遍布警察部门和新建的集中营。专制权力的重要工具掌握在希姆莱手里。专横、暴力和威慑民众成了他的分内事。“党卫军国家领袖”在人事组合中成了所有德国警察的头目。尽管他继承了魏玛共和国常用的友好口号——“警察,你的朋友和帮助者”——但他的工作作风完全不同。“我根本不在乎我们的行动是否违背了某种条款。”他恰恰是在“德国司法学院”这样夸夸其谈道:“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在为元首和人民的工作中,我基本上是在做我肯定能负责、符合健康的人类理智的事情。其他人抱怨触犯了法律,这完全无所谓。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是在为一种新的权利奠定基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