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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较好的年份。社会虽然比较动荡，但老百姓还活得不算辛苦。如今的我已经24岁，尽管成长的过程跌跌撞撞，可是也算不上凄苦。起码在早几年前，全国都缺粮食的时候，叔父的茶馆里，每天还是吃得起饭的。跟着师父之后，虽说粗茶淡饭让我肠胃浮躁，但起码没饿过肚子。
也许是安逸过，也苦过的原因，我对物质的要求相对很低，所以我对于村子里有些年轻人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解。
这件事要从1967年的下半年说起。
自打年初师父没跟我一道回村算起，他已经大半年没出现在村子里过了。期间他给我来了几封信，说自己目前正在川东及湖北一代游山玩水。我想这也许就是老道士潇洒了一辈子，到了中晚年的时候猛然遭遇了一个挫败之后，选择逃避凡尘的方式吧。
那一年，大概是八九月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七八个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村子里大多是岁数较大的人，连我这样24岁的人都算是年轻的。所以这些青春的孩子们来到山村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里，不论做了什么，都会变成周围的人眼光聚集的人群。
他们喜欢唱歌，经常明明干着干着农活，就突然从稻米地里冒将出一个脑袋来，发情似的开始高歌。这还不算什么，假如他的歌声被另一个知青听见了，也会加入飙歌的行列。一时之间，小小的农田里，歌声此起彼伏，一派其乐融融的生活作风。
而知青来到村里，总得有个住处，于是就按户分插倒所谓的“贫下中农”家里去。
徐大妈家，就是贫下中农。插队过来的一个知青，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就是总感觉她对这里的生活太不适应。徐大妈专程给她分了一个屋子，导致我只能每天晚上收拾完堂屋之后，还得把几个凳子拼凑成一张床睡觉。
就如我说的那样，我吃过苦，所以这点苦不算什么，只是常常一到夜里，就听见那姑娘屋子里传来呜呜的哭泣声，让我有些心烦。既然要想家想爹妈，那你为何要丢下家丢下爹妈，去响应一个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人，到这穷乡僻壤自找虐受呢？
最离谱的是，这群知青由于岁数相仿，出去玩也常常都三五成群，村子里吃喝都很简陋，过年才会吃肉，平日里有个蛋花汤都能当半个荤菜，这群城里来的孩子，哪能够快速适应得了。女孩子也就算了，本身只有那么点饭量，搞不好还没徐大妈家的大黄狗吃得多呢。可那些男知青就不是省油的灯了，所以自打他们来了村子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村里陆陆续续丢了好几只鸡鸭。吓得徐大妈到了晚上都只能把鸡鸭赶屋子里，在堂屋里与我共处一室。
我时常会被鸡鸭扑腾略过头顶扇着翅膀的声音惊醒，而惊醒后下地却总能赤脚踩到一堆鸡鸭屎。
也许是知道我心里有不快的情绪，徐大妈经常会安慰我，说这些知青在村子里最多也就呆两年，坚持坚持吧。我在徐大妈家里已经住了一年有余，这期间，互相早已把对方当做了自己的亲人。而每到看见我郁闷的时候，插队在徐大妈家里的女知青，就会很嘴甜地来逗我，让我生不起气来。
她叫孟冬雪，据说这名字是她爷爷给起的，其理由是生她的那天，爷爷的老家下了一场没有天理的大雪。从小就在城里长大，接受的是新学教育。中学是在城里的女中上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妹，相应国家号召，非独生的家庭需要其中一个孩子去上山下乡，加上她自己念过书，有文化，脑子一热就来了这儿。
或许是我开蒙的时间比较晚，或许是鉴于自己的身份敏感，又或许是这些年接触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岁数的人，突然家里来了个这样青春活力又长得好看的姑娘，我心里其实是有好感的。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大多比较保守，但凡有点轻浮的举动，就会被当做流氓。
所以孟冬雪插队到徐大妈家来以后，我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好在山村小，事情本就不多，我的身份并未被人发现，偶尔有乡亲们需要帮忙，我都偷偷去迅速办了，丝毫不张扬。孟冬雪有一天早上问我，为什么我只要忙完农活，就喜欢坐在院子里看一些古书，我告诉她那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学，我想要学东西。孟冬雪算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说，那将来只要她有时间，就教我学文化学知识。
诚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村里的物质条件太差，以至于那些饿肚子的男知青们，偷不到鸡鸭，就打起了村里猫狗的主意。其中就有一个不自量力的男知青，在夜里想来偷徐大妈家的大黄狗，被我发现后揍了一顿，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村子里保护猫狗的光荣村民。
孟冬雪和我一样，跟大黄狗做起了好朋友，不仅如此，连那只常常跟我打架的猫也黏她到不行。几个月过去之后，村子里相安无事。孟冬雪和其余几个女知青，在农闲的时候，就会教村子里的小孩子学文化，我也被逼着坐在最后一排听。
其中有一个女知青，名叫纪幼安，可能是八字不合的关系，她总是看我不顺眼，老在课堂上找我的茬，甚至还会奚落我连个小朋友都不如，然后引发这群熊孩子对我的哄笑。
我心里其实也不讨厌她，就觉得她只不过在我身上找找存在感罢了，谁知道她是不是每天都遇到生理期问题，心情不好也在所难免。所以我常常一笑了之，甚至还装傻逗大伙一笑。本来这一切都挺好的，我也安静地享受着山村里与世无争的生活，可是直到有一天，纪幼安来家里找孟冬雪，在路过我的堂屋的时候，撞翻了屋里的一个背篓竹筐。
竹筐里，不光藏了我平日里看的书，还有许多我暂时用不到的工具。例如桃木剑，例如小纸人，还有各种我之前练手，但又写多了的符咒。
当时我正坐在边上看书，纪幼安撞翻竹筐的时候，还连连跟我说对不起，帮着我把东西捡回去。当她捡起一叠我用绳子捆好的符咒的时候，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害怕的神情。
其实该害怕的人是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接受的是一种建立在名叫《资本论》的思想教育，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相处了几个月之后，她才发现村子里住着这么一个唯心主义者，甚至以此为职业的人，她会告发我吗？
虽然我当下没有说什么，但我一直注意着她的神态表情。她看起来故作镇定，好像没事人一般，但那慌张的手脚，以及明明走进屋里却没再找孟冬雪的行为，让我意识到，完蛋了，危险来了。
当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徐大妈，徐大妈是对我师父做过承诺的人，所以她一定要保住我。徐大妈跟纪幼安并不熟悉，人家也未必会听她的劝告，于是徐大妈那天晚上把孟冬雪叫到我跟前，委婉地，坦诚了我的身世。
孟冬雪和我在一个屋檐下住了几个月，却是直到现在才知道我是一位道人。
由于平时关系挺好，又都是寄人篱下，孟冬雪告诉我她会去跟纪幼安说一下情，希望她不要把这件事公开，不要去告发我。其实当下距离纪幼安看到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的时间，足以把这件事传遍整个山村。但我还是谢谢孟冬雪肯为了我这么做，因为假如她因为袒护我而一道被告发的话，那我这个债就欠大了。
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据说在当晚孟冬雪找到纪幼安的时候，我的事情已经在女知青这部分人里传开了。村里的男女知青分别插队在村子的前后两侧，并未在同一个区域，大概是为了防止一些有伤风化的事情发生。纪幼安大概也没想过要去告发我，但这件事她本来也没打算瞒着。所以当孟冬雪向她求情的时候，她反而奉劝孟冬雪跟我保持距离，说我是旧社会的毒瘤，是领袖坚决要打倒的四旧。
好说歹说，纪幼安才答应这件事不再继续外传，但是从此以后也不让我再上他们的小课了。我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谈不上满意，倒也无话可说。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我的不小心。虽然我不知道纪幼安在随后是否真的如承诺的一样，没有再到处说我的事情，但我可以保证的是，其余的那些女知青，恐怕是早就告诉了那些男知青了。
这很容易区分，当你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看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了。村长欠了我的人情，王家人也为我做过担保，在听到那些知青的风言风语之后，王家老大这种粗人更是带着村民们跟这群知青高声争执了起来。
一时之间，我成了事情的导火索。我很愧疚，但无计可施。孟冬雪因为袒护我的关系，受到了其他知青的排斥，但她回家后从不说这些，还是一口一个司徒哥哥的叫我，还让我蛮欣慰的。
在我被发现后大约一个月，那已经是1967年11月的月底，山村里再度降临了一件怪事，这件事的主角，就是纪幼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