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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应邀去参加一个捷克朋友举行的party。这位朋友叫瓦尼亚，曾经在中国留过学，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此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边为中国人办事，一边狠赚中国人的钱。几年下来，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富翁。他深知赚钱要靠这些中国人，因此非常喜欢交有实力或者有品味的中国朋友。他经常举办这样的party，但我是第一次来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人很多，但主要是捷克人。中国人不多，只是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和一些自封为作家、画家、书法家的同胞。酒喝了不少，甜点也吃够了，大家正准备跳舞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位身穿黑色低胸晚礼服的漂亮中国女子。瓦尼亚急忙迎上前去，轻轻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问：“你为什么才来？”
那女子说：“实在对不起，我忘记了时间。”
瓦尼亚说：“没关系，你能来就是我的荣耀。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大家。”他拉着她的手转过身来，欣喜地向大家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刚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发展的美丽的露西小姐！”
大家有礼貌地鼓掌。
露西小姐对大家含笑行屈膝礼。
音乐响起来了，瓦尼亚非常绅士地邀请露西共舞。她跳得非常好，优雅舒展，就像一只优游的天鹅。
我站在角落里，端着一杯葡萄酒，冷眼看着。
夜深了，party也散了，我第一个出来，坐进车里，发动马达，打开车灯。
灯柱照射着穿晚礼服的卢曦，她含笑站在我的车前。
在一个冷清的酒吧里，我们相对而坐。我要了一杯啤酒，她则要了咖啡。她说：“我一进来就发现了你，你为什么不过来打招呼？”
“我为什么要过去和你打招呼？你去哪儿了？”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回国，我去匈牙利了。就拿你给我的钱，从练摊儿开始，上个月才来布拉格。我还和以前一样吗？”她问。
我摇摇头。
“不一样了？”
“我已经忘记了你过去的样子，要知道，我们仅仅见过两面呀。”我说。
“我可是牢牢记住你了。这两年我碰到的男人可多啦，都他妈是坏蛋！”她恨恨地说，又莞尔一笑“不提那些了，郭小川说得好‘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我笑了，说：“难为你还记得这首诗，‘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哟，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
她端起咖啡和我碰杯：“为郭小川，为新生活，更为我们的重逢，干杯！”
她把名片放到我面前“喏，我的地址、电话，还有新名字。”
我看看名片，是新近注册的一家公司，挺有名的。我说：“我该叫你什么呢？是卢曦还是露西？”
“你随便，反正也分不大清楚。再见吧，我要走了，给我来电话。对了，把你的电话给我呀？”
我没给她去电话，她也没来过电话。
我觉得她显然不愿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
后来，我经常听生意场上的中国朋友提到她的名字，说她生意做的云生风起，有声有色。也有人说她是靠着**交易完成原始积累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一个多月以后，我开车去布达佩斯的朋友那里办事。我想通过匈牙利中转，把货发到克罗地亚去。一大早出发，走走停停，中午才到布加迪斯拉发。在布加迪斯拉发吃过午饭，又在车里打了个盹儿，到布达佩斯天都快黑了。
朋友不在家，我就在车里等。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他开着车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刚要开门，我按了两下喇叭。
他转过头来，我立即打开车灯，照得他浑身透亮，他却看不到我。
他知道必是朋友，便用手遮着眼睛走过来“谁呀谁呀？有这么照人的吗？叫警察了啊！”他咋唬着走到我车前“哟呵！有朋自远方来呀这是！赶紧走赶紧走，去中华楼搓去！”
我们俩挑了个角落坐下，点了几个凉盘热菜，要了几瓶啤酒便喝起来。一边儿喝一边儿聊，朋友说：“你猜我这么晚回来去哪儿啦？”
我当然不猜，他也不用我猜。
“我去监狱啦，看一个朋友，唉！”他长叹一声。
“怎么回事儿？”我问。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陶川。也是北京的，1991年我俩一块儿坐火车出来的。他国内有路子，来了就发集装箱。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很随便就发了财。到19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富甲一方了。老婆也来了，租一大house，十几间房子，都放着货，还雇了一个南方女子，发货记账都是她。夫妻俩开车跑外地，那女子在家就地批发，干得热火朝天。
“他们有一个好朋友，姓杨，广东人，二十多岁。这小杨也是个怪物，从小父母双亡，一个人在广州混大，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可不知怎么就成了佛教徒。也弄不清信的是什么佛，反正家里是天天香火不断，那香火把家具熏得一道儿一道儿的，房东老因为这事儿跟他吵。吃饭前必打坐，虔诚着呢。
“他们几个互相经常走动，处得挺好。小杨有时候过来给大家做顿粤菜，我还吃过几回，味道确实不错。
“有天晚上，陶川和老婆又开车去了外地批发市场，家里只剩下那位南方女子。第二天晚上一回来，出事了：满满几个屋子的货，被搬得干干净净连房东的电视机也给搬走了。
“陶川两口子登时就急了，十万美金的货呀，不是小数。赶紧就问那南方女子是怎么回事？她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她夜里没在家住，一个人害怕，跑小杨那儿去了。
“陶川琢磨不对呀？平时他们去外地也都是她一个人在家，从没听过她说害怕的事儿呀？满肚子狐疑，便去找小杨核对。可那小杨竟找不到了。
“他愈想愈不对，第二天深夜，他把那南方女子叫起来，粗声大气地逼问究竟。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那女子根本不怵，除了哭，就那一句话晚上没在家住，什么也不知道。陶川不信，所有房门都好好的，一点破坏都没有，显然是用钥匙开的。可钥匙除了陶川夫妇，就是她有啊。陶川从厨房拿过一把菜刀来，往桌上一拍，拽住那女子的头发说，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在这儿把你跺了扔进多瑙河！
“那女子这下可真怕了，布达佩斯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再看那陶川一双眼珠子红红的，凶相毕露，脖子上青筋蹦蹦跳。她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你们去找小杨吧，我什么也不知道。
“陶川明白了，他本来就怀疑，自打到处找不着小杨，他心里就咯噔一声：平时几个人天天一块儿攒，怎么忽然就没影儿了呢？他出了这么大事儿，布达佩斯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光上门慰问的都十几拨儿了，愣没见小杨的影儿，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呀。那女子今天这么一说，他全明白了。
“当下他找越南人买了一把微冲，开始满世界找这吃斋念佛的小杨。
“也该着出事儿他竟把小杨给碰上了。
“那是一个傍晚，陶川从我这儿回去，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灯时，他发现从他车前走过去的一个人特像小杨。傍晚，看不太清，但走路的姿态、个儿头都像。从他前边右转，进了一条小巷。绿灯一亮，他立即拐进那条小巷，小巷里空无一人，他把车猛地在那人身边煞住，跳下车来。那人听见动静，回头一看，撒腿便跑。
“这一跑就什么都清楚了。
“陶川猛追，小杨人小腿短，几步就让陶川给追上了。先一拳放倒，又掏出微冲顶住脑门儿，喝令他交待。
“小杨眼瞅着青筋直蹦的陶川和黑洞洞的枪口，知道不是对手，便全说了那南方女子如何如何建议，他们怎样周密安排，最后怎么分的钱一五一十说了个底儿掉。
“陶川这气呀，牙咬得咯吱咯吱响，真是家贼难防！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小杨说你放了我吧，我明天把钱都给你还上，现在我口袋里还有二十万福林，你先拿上。陶川一摸他口袋，果然鼓鼓的，便把钱掏了出来，装进自己口袋里，说放了你？做梦去吧。起来上车，跟我回去找那个臭娘儿们对质。
“陶川押上小杨上了车，把车慢慢开出巷口，又碰上红灯。刚停下，小杨已经一跃而下，大喊大叫地跑到路当间儿。正好有一辆警车经过，见一个中国人在川流不息的车流里乱喊乱叫，知道是出事了，立马停下。
“小杨和陶川都被带到了警察局。
“这小杨脑子灵，来匈牙利后先交了五百美金的学费，在布达佩斯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了一年匈牙利语。虽说还不精通，但对话已无问题。恶人先告状，他向警察指控陶川抢劫和绑票。
“轮到问陶川了，他除了吃饭问路修车，其他的匈语一句也不会说，警察局专门请来了翻译。警察问他你是不是抢了杨先生二十万福林？他梗着脖子说是。问他你是不是用枪逼着杨先生上车？他也说是。他琢磨他有理呀？先把这些认了，然后便说起因果：十万美金的货被盗，那南方女子怎样供出小杨，他又如何在大街上逮住负案在逃的杨先生请警察局惩处罪犯，归还他被盗的财物。
“警察不信，笑着反问他：你既然被盗了价值十万美金的财物，为什么没有报案呢？这一下就把陶川给问住了。陶川说他没有语言，要报案还得请翻译，太麻烦了。而且中国人之间这样的事儿多了，报案有什么用？中国人到哪儿都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看着警察好像不信，他说你们可以问那南方女子。
“警察把那女子带了来。
“然而，她的供述对陶川极为不利。
“当天夜里，陶川即被拘留。过了几个月，法院开庭，小杨和那女子都当庭指控陶川抢劫、绑架和恐吓威胁。法庭宣布罪名成立，判处陶川五年监禁。
“我今天就是去看他，给他带点儿吃的，放点儿零花钱。陶川说了，只要一出来，非把小杨和那女子杀了不可。陶川这人是劝不住的，本来就是火爆脾气，又吃了这么个瘪子，等着瞧吧，再有两年，就会看到惊天大血案了。唉！”
朋友长叹一声。
“那小杨呢？”我问。
“不知死的东西，在外地城市开了个商店，生意听说还不错。”
“那女子呢？这个案子里最坏的就是她。”
“去你们布拉格了。”
“叫什么名字？没准儿哪天我碰上。”
“卢曦。”
我倒吸一口冷气。
她的生意做得不大不小，但是比较顺利。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有关她的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除了生意以外，还说她频繁换男人，私生活很滥。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同当年那个有着一双受惊小鹿般美丽眼睛的她联系起来。
可是她突然就来了。
那是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不久，有人摁门铃。这么早会是谁呢？我一边想一边打开门，竟是她！裙服外面套一件风衣，笑盈盈的站在那儿，明媚依然，只是眉宇间多了些憔悴和风尘。
“怎么，不欢迎吗？”她走进来，先巡视了一遍各个房间，然后脱下风衣，坐在沙发上。
双眼含笑，还是那样迷人。
“喝点什么？咖啡还是juice？”我问。
“什么也不喝，只想坐会儿。”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好奇地问。
“只要我想知道。”她轻轻一笑。
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去了趟匈牙利？”
我点点头。
“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吧？”她问。
我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你不老实，不是当年的你了。”她说。
“你也不是当年的你了。”我话里有话。
“没错儿，”她爽快地承认“是生活改变了我们。我现在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纯而又纯的人是没有的。”她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幽幽的说：“你看这满大街的人，哪一个不是带伤行走呢？”
“总还是有纯洁和美。”我说。
“在哪儿？你指给我看。”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竟一时语塞。
“你会说爱情是纯洁的，是美的。但你不可能不知道爱情的基础是性和性的**，是肉的饥渴和焦灼，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占有，有什么纯洁和美可言？你会说爱国主义是纯洁的，是美的。但这又纯洁又美的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生来就是自私的，自爱是一切爱的根基，尊重他人是为了尊重自己。不错，人类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千百年来都被赞美和歌颂。但这创造力的深处是人类占有一切，支配一切，享受一切的贪婪**。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吗？太离经叛道了，对吧？”
“你是专门来跟我讨论哲学的？我记得跳舞才是你的强项。”我说。
“你无法反驳我，所以不回答。”她笑着说。“我该走了，我要去税务局，路过你这儿，想进来看看。”
我站在阳台上目送她绝尘而去，那是一辆红色的b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