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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老爷儿们有钱的来找乐，没钱的来求财，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几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赌客，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女人生来小气，她们只愿意赚钱和存钱，从来不懂得挥霍。只要是在卡西诺豪赌的中国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黑社会背景，或者在经营着非法行当。
新华社内参曾经准确地报道过，布拉格的中国黑社会按地域分为北京帮、福建帮和上海帮。这三个帮派首领的老婆，都曾和我在卡西诺并肩战斗。
有一个北京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长得高大漂亮。她赌起来非常地狠，输赢都很大。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这间赌场一年就输了70万美金。“我不可能再做正当生意了，因为做正当生意不可能赚到70万美金。过一天算一天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她参与了其丈夫的所有罪恶勾当，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把布拉格华人社会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有一个福建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也很漂亮，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不光在一起赌钱，有时也一块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儿。她在福建一个县级市里当教师，这个曾经的职业使我愿意与她交往。有时她到我住的地方来玩儿，也邀请我去过她在市中心的家她一个人住。我不便问她为什么独居，因为我认识她丈夫，知道他也在布拉格。但从她对卡西诺的迷恋与沉溺及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的情况看，必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原因。
后来我们很要好了，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染上了很严重的性病。
上海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的黑帮丈夫大她二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她却活泼大方，青春得很。她几乎天天要赌到天明，我也能理解，她怎么愿意回去陪那老头子睡觉呢？有她坐在你旁边赌，耳朵都会让她吵破。而且她的话特别古怪，你真不知道她是简单还是傻。比如有一回她拿到了三个k，很得意地给我看。我说你手气真不错，便一齐看发牌小姐自己会是副什么牌。没想到发牌小姐竟是三个a，通吃。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为什么是三个a？三个q刚刚好嘛。她为什么不拿三个q？神经病嘛！你说对不对？”
这三位黑帮太太既有钱又有闲，出入赌场是很平常的事。真正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四位美丽的青春玉女。
她们都很年轻，也很漂亮。衣着光鲜时尚，露脐装，吊带裙，黑色的唇膏，红色的眼影，五颜六色的胭脂。在赌场里大呼小叫，气焰万丈。一同来，一同走，来去如风。与我们讲些生硬的国语，她们之间则永远是一口叽哩哇啦怪声怪气谁也休想听懂一句的方言。有时发牌小姐看她们叽叽喳喳说得那么热闹，面部表情又那么生动，便问我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样，完全听不懂。发牌小姐觉得我的回答很奇怪，便又问：
“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她们的话？”
我便给她解释，但解释不通。这不是因为我英语和捷语都不够好，而是因为欧洲人太死性。解释了好半天，发牌小姐依然问我先前的问题：
“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她们讲的是不是中国话？”
“是中国话。”
发牌小姐笑了“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听不懂中国话？”
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解释说这是“dialect（方言）”她说不对，她告诉我捷克南部有些地方是摩拉维亚人居住区，他们都讲方言。但我们完全听得懂。甚至斯洛伐克人，那完全是另一个民族，但我们也可以没有任何困难的听懂。可你们？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和你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我只希望你能发给我好牌。
她笑了，一边把牌洗得哗哗响，一边对我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感到很奇怪。”
感到奇怪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这个团除了她和男朋友以外，全部都是上海人，包括导游。这下可坏了，不光介绍风光景物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就连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也不明白。
狼狈不堪。
男朋友同卡西诺发牌小姐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你不是懂中国话吗？为什么听不懂呢？”
丽丽解释说他们是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
男朋友反问：“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上海话是不是中国话？”
丽丽顿时语塞。
我有一个捷克女朋友叫琳达，她是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最爱读的中文书是红楼梦，连“**”是什么都懂。毕业后在布拉格一家旅行社当导游，专门带去中国的团，包括台湾。由于她的语言实在好，在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次，她带一个团去香港。“栽了。”她用北京土话对我说。遗憾的是，行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问题。兴高采烈地去了，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在经过与上面大致一样的诘难以后，由于她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许多团员都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夏虫不可与言冰。
在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大的波希米亚人根本无法想象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还是让我们先来认识这四位小姐吧。
她们好像都是青田人，青田是浙江省一个贫困的县，地处山区，以石雕闻名。那地方出了两位名人，一位是国民党元老陈诚，一位是**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我和许多青田人聊过天，他们几乎都要提到二陈来证明自己的家乡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实青田农民的大名远远超过了二陈，至少在欧洲是这样青田农民以其前仆后继的偷渡气魄和落地生根的生存能力让欧洲各国政府伤透了脑筋。
我们相识在赌台上，起初并没有什么话，点个头而已，各赌各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们总蠃，而我总输。除了羡慕人家手气好之外，也没想过其他。有一天晚上她们来晚了，扑克赌台最多只能有七个人，而那天她们来时已经坐了四个人我和三个德国人。她们看看别的台子，人都满满的，便赶紧坐下，但有一个人没位子。这是个四人中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姐，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她站在我身后低声对我说：“先生，把位子让给我好不好？”
我笑了，说：“为什么？我还要赌呢。”
她说：“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押呀，我赌你也赌，我pass你也pass。”
“我有神经病呀？我自己不会决定？”
她急了，说：“哎呀你这个人脑子怎么这么笨呢？我们有个小姐能看到牌！”
我大吃一惊，怪不得她们总赢呢？吃惊之余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看着我输钱？”
她也笑了，说：“谁让你听不懂我们的话呢？不能讲普通话的，什么‘双批’、‘三头’发牌小姐都听得懂的。”
我让出了座位，把几千筹码交给她，结果蠃了个盆满钵满。
我在一旁细心观察，原来是年龄最小个子最低的一位有此神功。她们配合得好，三个姐妹一齐伏在台前，只有她懒洋洋地仰在后面。发牌小姐个子都很高，恰恰她个子很低，又仰着，发牌小姐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竟会在那样快的瞬间就看清并记住了她的牌。
她用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准确的报出发牌小姐的牌。
“她有一对8”
“两个k。”
“傻牌。”
“她是四喜，赶紧撤！”
赌了一阵儿，更换发牌小姐了，四个人一轰而散，跑到赌场附设的酒吧喝酒去了。
发牌小姐看着空空的赌台发愣。
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继续赌？她们说不行，就那一个发牌小姐发牌发得高，其余的都很低，看不到的。
我知道了她们的名字：要我让出位子的叫吴春英，27岁，是她们的大姐。能偷看牌的小个子叫叶兰，21岁，是小妹。稍胖一点的叫罗丽华，25岁。最漂亮的叫沈香妹，也是25岁。也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叶兰最活泼，闹得厉害。吴春英则显得稍微有点城府，也安静些。罗丽华好像略有心计，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沈香妹普通话讲得最好，但常常讲出让你吓一跳的字眼。
我把她们称为青田小分队。
她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番号。
有一天夜里，我和小分队全体战士在卡西诺战斗到12点，颇有斩获。这时又换发牌小姐了，几个小姐妹叽叽咕咕说了一顿，然后由吴春英对我说：“咱们一块儿去蹦迪吧？步行街新开了一家迪斯科舞厅，火极了。”
我想了想，说走吧。她们不在我非输不可，守住胜利果实算了。
叶兰说声：“撤！”随手扔给发牌小姐两个一百克郎的筹码做小费，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家迪斯科舞厅面积不小，人满满的，各种肤色都有，以欧洲人居多。音乐震耳欲聋，激光打得人眼花缭乱。她们都冲进舞池了，我在吧台上坐下，要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慢慢啜着看景儿。
站在高台上领舞的是三个捷克女孩儿，身材美极了。长长的腿，细细的腰，丰满的臀部，高耸的乳峰。她们沉醉于疯狂的音乐之中，上身已经没有任何衣物，毫无束缚的**随着音乐激烈摇晃。下身穿着露了半个屁股的牛仔短裤，腾挪旋转，扭腰出胯，狂歌劲舞。
我在人群中搜索小分队的身影，但找不到。她们个子太小了，被牛高马大的欧洲人遮蔽得严严实实。
突然，叶兰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把一个药片塞进嘴里，又端起我的威士忌送下，然后就要拉我进舞池。我摇摇头，指指酒杯说话听不见，音乐声太大。
她一笑，扭头又冲进了舞池。
我继续喝酒。
忽然，舞着的人们齐声喝起彩来，并且自动往后退，在舞池中心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间。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在高高的吧台凳上伸长脖子。
我看到小分队全体战士正在那里疯狂摇摆，特别是那个叶兰，不光身子摇摆，头也在摇摆，既疯狂又有节奏，仿佛进入了一种机械状态。而且，她一边摇头一边缓缓地脱掉上衣，手里高高地举着黑色蕾丝胸罩，两只小小的**在耀眼的激光下显得惨白和瘦弱。但欧洲人喜欢，他们已经看烦了山丘般的**，这两只美丽的中国**在他们眼中如珍品一样妙不可言。
舞客们更加疯狂起来。
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她们全是浙江省的农民。看着她们热舞，我不禁想：她们的父母，那些一辈子辛苦劳作的农民兄弟，怕是做梦也不会梦到自己的女儿在异国他乡竟如此疯狂吧？
这不是色*情场所，但确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