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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大清洗，但在1934年以前党内毕竟还有不少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离不开他们。这些人员虽然不能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却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可到了现在，连这些人也要被当作‘绊脚石’而踢开了，因为斯大林容不下这些看穿了他的政治野心并始终不忘列宁和托格茨基的人。”
“为了摆脱这些人，斯大林于1935年借口审查和换发党证，又组织了一次清洗。这次清洗明目张胆而又厚颜无耻地将矛头直指老党员。于是，各级党委的领导权纷纷落入那些不久前才入党的新毛头手中，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央委员会里的小职员，刚出来就掌实权。就连庞大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党委工作。在1934年也是由一个年仅二十五岁，入党才一年多的巴拉扬负责。可就是这个巴拉扬，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区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把许多革命前坐过牢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从党内踢了出去。”
“接着，斯大林又迈出了另一步。他在1935年5月宣布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都是老党员。他们在沙皇制度统治下积极开展过地下革命斗争，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列宁把这批老战士叫做‘金矿’。广大党员对他们无比崇敬和热爱，将他们称为‘党的良心’。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拥有一个出版社和附属于出版社的印刷厂。这个厂里印发各种马克思著作，以及协会成员们为再现布尔什维克建党斗争的往事而写的回忆录。由于这些书大多是列宁在世时出版的，自然就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是整章整篇地回忆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正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对这些布尔什维克党的老战士恨之入骨。要知道。他们的回忆录从根本上戳穿了许多按斯大林授意而杜撰出来的斯大林传记。斯大林认为。要达到独裁**。就必须改写和美化自己的历史。”
“看到斯大林的‘理论家’如何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事件，臆造无稽之谈，甚至明目张胆地直接伪造，替斯大林炮制出蛊惑人心的传记，看到‘理论家’们如何将这种假货奉献给列宁的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成员们真是义愤填膺。他们亲眼目睹列宁时期出版的党史书籍被封禁，被一批肉麻的歌颂斯大林并污蔑其他革命家的新书所代替，尽管那些革命家才是党的名副其实的真正领袖人物。”
“随着时光的流逝，斯大林的权力欲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到后来，上一批新党史书籍已不能令他满意，被禁止流传，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小册子，其内容十分荒诞离奇，无限制地夸大和突出斯大林的作用，就连列宁的形象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可老布尔什维克们不会忘记过去，更不会象小学生那样去背诵赞扬当今独裁**者的离奇故事。这些在沙皇监牢里和流放中度过了青春年华的老人们，是斯大林所不能收买的。的确，他们之中有些人挡不住世间的恶势力，害怕株连自己的子孙，昧着良心投靠了斯大林，但其余绝大多数却坚持认为斯大林是革命的叛徒。这些人眼见得逞的反动势力葬送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成果，内心感到万分痛苦。”
“看到参加过反对派的协会会员被捕和流放后，其他尚还自由的会员也被迫沉默了。他们无力反抗斯大林的暴力。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告诉他们，革命既有**也有低潮。他们暗中盼望斯大林的**统治被新到来的革命浪潮冲垮，虽然他们口头上不说。在全民都得吹捧领袖及其业绩的斯大林**统治下，这种沉默实际上就是反抗的表示。除此之外，他们一有机会就聚集在协会里，讨论国内发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斯大林不能制造假案来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老一代领袖人物。”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被解散之后，党的老战士开始相继失踪。他们被派往各个城市去担任各种职务，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了上任地点，大多数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之后过了一个月，斯大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协会。沙俄的苦役流放相当于法国当时的鬼岛流放。此协会的成员都服过这种苦役。而斯大林，如你们所知道的，却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荣。”
“政治苦役犯协会从1921年开始出版《苦役和流放》杂志，以此再现沙皇以监狱、苦役和流放来迫害革命者的历史，以及1917年前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只要浏览一下各期杂志。就会确认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杂志上所提及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非凡领袖们，凡活到了斯大林暴政时期的，统统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认为，这些威胁过沙皇统治的谋反者，现在也是他个人**的大敌。”
“这两个协会被解散的同时，许多其它组织却依旧活动，并得到上方的大力资助。也正是在这些年间，国内创办了很多特权阶层俱乐部，如厂长俱乐部、厂长夫人俱乐部、汽车主人俱乐部、甚至还有‘西方舞俱乐部’。斯大林认为，威胁他的统给的力量并不仅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终日。他深知，沙皇时期的革命党派，主要就是动员青年加入地下组织，因为青年永远具有崇高的正义感，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种意义上说，更甚于害怕老党员。因为所有的老党员的情况，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他们的希求。每个老党员都上党中央的‘黑名单’，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严密监视。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况，把他们分类，消灭其中的革命分子，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很可能成为真正威胁斯大林暴政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厂和高校的青年中，扩大情报网。”
听到布哈林说到这里，周冠笙和水井的脸上都现出了关注之色。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团和其它群众组织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图，结果都没实现。在全国，自发地产生了许多青年小组，其参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开讨论的政治问题。但小组成员们由于丝毫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常常落入内务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父亲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并要乘莫斯科党委召开全会，讨论这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
“缺乏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这一切迫使共青团员们组织非法小组，讨论令人不安的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1935年至1936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方冰原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由于信不过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民，斯大林就开始寻求别的社会支柱，一个能在不测之时支持他个人**的社会支柱。他在这方面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恢复早已被革命摧毁了的哥萨克军队。”
“在沙皇时代，哥萨克是沙皇的堡垒，是镇压俄国革命运动的武器。哥萨克军队是俄军的一支独立部队。含有特权和自治权。沙皇本人是哥萨克部队的统帅，沙皇的继承人是它的总司令，历代哥萨克人都是从童年起能开始学习军事，接受严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萨克的反动性扎根很深，仿佛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哥萨克奉命进行的一次次围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没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边。卡列京将军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白匪部队，全是哥萨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统领的顿柯白匪志愿军，也是哥萨克。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是邓尼金将军的主力，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则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内战中，哥萨克军队异常残忍地与红军作战．无情地杀害被俘的红军战士；所有被怀疑为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惨遭杀害。”
“现在，斯大林恢复了哥萨克军队及其所有特权，甚至还让哥萨克军人继续穿沙皇时代所穿的那种制服。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在时间上恰好与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政治苦役犯协会相吻合。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已从本质上背叛了革命。”
“我记得那是在1935年12月的一天。莫斯科大剧院内举行隆重集会，庆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体应邀代表都惊呆了：离斯大林不远的第三个包厢内出现了一队哥萨克士兵。这些军士身穿饰有金银梢带的沙俄式制服，颇具挑衅意味。为欢迎他们，莫斯科歌舞团还特地表演了哥萨克舞蹈。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也兴高彩烈地鼓掌欢迎他们。与会代表与其说是在看舞蹈，倒不如说在注视这群复活了的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哥萨克军官。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曾经服过苦役，此时转身对身边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见到这些人，浑身的血就在涌。瞧，这就是他们弄的！’说着，他低下头，让同僚们看头上那条被哥萨克马刀攻击留下的伤痕。”
“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周冠笙叹息了一声，说道，“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沙皇’。”
“1935年9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一项政府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一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1935年4月7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府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这一新法令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当时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党组织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是吗？”周冠笙想了想，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