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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密大事，稍有泄漏，便是天大的祸患，杨总长小心谨慎是应该的。”阎维藩说道，“可以理解。”
随着几下打火机打火的声音，屋内纸弥漫起一阵淡淡的烟味，乔映霞知道，他没有机会看到杨朔铭的这封亲笔信的内容了。
两名财政部特使起身告辞，在确定送走了他们之后，乔映霞从屏风后走了出来，看到乔映霞现身，阎维藩将那份协议交给了他。
乔映霞拿过协议只看了一眼，面色立时大变。
“财政部收兑白银是真的了？你怎么能答应呢？”
“东家莫慌，这银子还是咱们的。”阎维藩指了指协议中的几项条款，“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银子留在咱们手里。”
乔映霞听阎维藩这么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深吸了一口气，定下神来，仔细的看起协议来。
很快，乔映霞看完了协议，但他眼中的疑惑之色，并未因此而消除。
“这银子是在咱们手里，但这样一来，咱们不成了财政部的管库员了么？”乔映霞说道，“禁止在交易中使用实银，只许用银元券，又不许出境，那攒这许多银子有什么用？”
“刚才杨总长在信里详细解释过这么做的原因。”阎维藩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他想要给咱们这些搞实业的人手里留下白银窖藏以备将来之用，不让这些银子流失到国外，再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
“对付日本人？”听了阎维藩的话，乔映霞惊疑不已，因为他想不出，这白银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是的。从现在起，不出十年，我中华和日本必有一战，”阎维藩肯定地点了点头，竟然露出了一个恶狠狠的表情，“所谓的胜于庙堂之上，这一次，咱们中华先在经济上灭了它日本一道，当获必胜！”
1935年1月3日，中国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实施币制改革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本年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农银行四家银行所发行之银元券为国家法定货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银元券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之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工农四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行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该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并保管。
三、银元券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元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银元券。除银元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银元券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银元券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银元券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由中央、中国、交通、工农四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1月8日，中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份“新币制说明”的文件，保证新币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中国政府通过“回答民众对新币制的疑问”，强调了币制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针对有人怀疑汇兑稳定的可行性问题，中国政府保证实行稳定汇率，如果汇率相差太大，四大政府银行将联手进行干预。针对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波动，中国政府保证波动将是暂时的，在短时间内就会稳定下来，并多半会维持在轻度通胀的水平上。关于禁止实银流通，中国政府说明了使用纸币银元券的好处，建议民众改变使用实物白银的习惯，同时中国政府声明，银元券有足够的准备金支撑，流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中国政府发行纸币银元券的政策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求所有驻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守中国法令接受银元券，不得再使用白银。在中国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汇丰、麦加利等英资银行率先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中央银行，总数近3亿两白银实银。花旗银行等在华美资银行也向中国政府交兑白银计1.17亿两。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部。
在一间会议大厅里，一场秘密会议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北京政府成功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一次达成全国统一了。”
“支那历史上的纸币发行信誉极差，因而屡次失败，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不，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支那政府这一次发行纸币能够成功的关键是有了西方国家外汇的信誉和英米的支持，英米的支持是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开拓的战略目的，支那在欧战结束后能够将不平等条约废除，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支那的金融与英米挂钩，实现与英米经济金融一体化后，这些不平等条约便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障碍，这才是英米支持支那的经济基础。”
“你们知道支那这一次拿到了多少财富吗？到去年为止，支那对外外债是13亿银元，而各国在支那的投资总计有60亿银元，在支那的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价值90亿银元，这些资产全部从白银被置换成为了银元券，这些财富是支那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倍！是支那货币发行量的五倍！也是支那自1840年以来所有的战败赔款的10倍还多！这是支那金融界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要知道，在满洲、蒙古和华北，外国资产以日本为多，英米这样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卑鄙啊！卑鄙！”
“支那发行的货币与英米货币挂钩，本身就是符合英米的利益的，同时支那发行货币收兑了大批的白银与英米置换成为外汇，也就是他们的纸币，这些外汇所换取的白银流入了英米腰包，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储备，平抑和控制了英米由于危机和信用破产可能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支那由于发行纸币购买力增加也消费了英米危机中过剩的产能，这样的结果对于英米是大大的有好处的。实际上支那把金融控制权交给了英米，英米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支那，而且更给英米以纸币换取支那的白银提供方便。”
“别忘了，日本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实施才得以进行的，日本把对清战争赔款强迫支那兑换成为英镑，日本是在把支那赔付的4000多万英镑变成发行日元的储备，这样才换来了日本的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日本向英国等西方列强上了贡的！也不是日本仅仅通过维新就可以办到的。要知道对于西方列强，绝对不会愿意无条件的让那些被掠夺的、没有自己金融货币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系统，以此避免他们将来的货币金融掠夺取得经济独立的，一个国家的维新图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支那变法图强搞了那么久也没有把银本位改革成为西方式的金融体系，是因为支那的金融命脉操控在西方列强之手，控制支那的西方列强不允许支那改革成功！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支那这一次的金融货币改革中，日本的损失难以估计，因为日本在支那的大量投资和借款是以白银计算的，现在支那放弃了银本位货币制度，日本哪怕能要回这些白银，也无法当做货币使用，价值大大降低，而不要白银要支那的银元券，肯定是吃大亏的事情。这些投资和借款一旦变成了支那的纸币，挂钩在英美货币之下，这些借款就要随着英米货币的贬值而贬值，并且也被英米控制了，这样英美也得到了间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处。日本是和支那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支那的货币改革却不与日元发生关系，简直不可想象！”
“支那金融体制的建立没有与日元挂钩，是支那和英米的阴谋！支那与日本的贸易不再是白银了，要知道日本的出口以支那市场为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资也是面对东亚市场的，日本在支那的白银实银收入变成了支那的纸币，在支那的投资的资本也变成了支那的纸币，这些都将随着支那政府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汇安全！而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支那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金融体制，支那的金融能力就会发生重大作用，同时支那市场的发展直接给日本产品造成竞争，也会吸引西方投资离开日本直接投资支那，这对于日本经济和国家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是支那在扮猪吃虎！真是可恶！”
这些日本金融界精英们的对话，表明了他们多年来谋求的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策略的全面破产。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来，就谋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国的主权，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数额巨大。日本的借款都是以“经济借款”的面貌出现，让正金银行、兴业银行、朝鲜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另组“特殊借款团”作为投资团体，由大藏省拨出一亿日元发行兴业银行债券作为周转金。日本以这些贷款希望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籍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主权。而中国迅速完成了国家统一，发展了经济，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以后，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本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等国暗渡陈仓，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给了日本巨大的打击。因为如果是中国政府借的白银货币，中国政府收兑白银则必须要给日本一个交待，而“民间行为”需要按照中国货币银元进行结算，而中国政府换成纸币银元券了，这是日本方面必须接受的，因而日本在中国的金融资产被中国的新货币改革狠狠的清洗了一番。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
事实上，日本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中，日本扮演的并不是什么光彩角色。而日本金融界对中国下的黑手，这些日本金融界的精英们是不会当众说出来的。
在美国政府颁布“购银法案”人为大幅抬高国际银价，在国内外大批收购白银，致使世界银价猛涨后。1934年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了26.7%；1935年上涨至最高峰。由于海外银价猛涨，出口白银便有利可图，以致造成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白银大量运出，给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侵害。面对中国的危机，日本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危中添乱，极力反对第三国采用稳定中国币制的任何努力，以求到达由日原来整理残局独占中国的险恶目标。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大肆收购、挤兑现银，偷运出境。日本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华北大批收购、走私白银，鼓动银行挤兑，制造金融恐慌。日本人在秦皇岛、山海关及沿海和长城各口，分别设立收购站，用日元纸币高价拉拢由关内运出的现银，“银元一千元，即能兑换到中、交洋票一千四百万”。关于走私白银的情形，据北京政府的通报，“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大肆偷运白银，逐日约20万元左右。”日本走私的重点在华北。中国的媒体也曾揭穿说：“华北一带，目下藩篱尽失，沿长城各口东起秦皇岛、西迄古北口——在某国人把持之下，私运已经成了公然的机密。”“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逐日偷运白银约十五万元，即每月达四百余万元。”日本将走私白银一部存进国内的银行，弥补金库的空虚，剩下的大部分则运往日本本土熔炼为纯银，再运到伦敦市场高价抛售。
日本偷运中国白银的情况，英美等国也并非全然无知，美国商务部就曾做出统计，1934年头九个月，日本运出白银总数共值7000万日元，而上年同期仅为500万日元。“就所知日本存银及日本登记的白银输进比拟之，不应若是之多”，显然，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偷运出口的。对此，日本的报纸也绝不隐讳地承认。据《日日消息》报导：“昭和九年玄月，日本输出白银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添了十余倍。从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输出的白银约有七千万日元，而日本年产白银仅一千万日元，故由日本输出之白银重要是由中国走私之白银。”在走私白银的同时，日本又在极力排挤英美干涉中国经济危机的同时，一再暗示可以向中国供给贷款，以缓和危机。但中国政府清楚日本的险恶居心，对日本抛出的橄榄枝置之不理，在准备进行币制改革之时，也没有和日本商量。
中国的币制改革方案公布后，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由于中国是在事先未通知日本的情况下公布币制改革，引来了日本军政各界的一片谴责之声。在中国宣布改革币制的第二天，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便往访中国财政部长杨朔铭，当面责备中国在发布币制改革前不与日本商量。有吉明在致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说：“本使应约往访杨朔铭。……本使表示日本国民认为此项新制度，对英米方面曾进行充足的商量，而对于日本，则忽然实行，使日本国民对华情感深受影响，因此，使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免有发生可忧的坏影响之虞。”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造发表谈话，表现“断然反对”这一举动。他鼓动说：“此案事先缺少预备，复缺少履行人才，又未得各国体谅，恐早晚数个月内，必产生漏洞。”因此，结束改革“实为救中国之唯一道路”。日本顾问本部也公然宣称，中国的币制改革是“疏忽具有东亚安宁权势之日本，捣乱东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将断乎排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