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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学校教育当中，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学校主要用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等手段工作。这种做法摧毁了小学生健康的感情、真诚和自信。它产生出顺从的人。难怪这样的学校在苏维埃俄国居统治地位。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学校里，不会产生这种最坏的邪恶；在瑞士，也许在所有民主统治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使学校脱离这种所有邪恶中最坏的邪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给予教师尽可能少的使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这样小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惟一来源就是后者的人性和理智品质。”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些我小时候的趣事，大家不要笑我啊。”
“我小时候在美国上学时，非常淘气，结果让父亲经常被学校的先生请去。”
“有一次，我看过一本美国故事书，书里有关于女机器人的情节，非常吸引我。书里说，那些用钢铁机器和人皮做成的机器美女和真人一样，不但特别能干活，而且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是机器人。但她们有一个弱点，就是接触到水后会生锈，因为她们是铁做的嘛。当时学堂里有一位华裔女佣王小姐，生得特别漂亮，她看起来弱不禁风，但却非常能干，在学校里总是天不亮就起来，把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结果我受了故事书的影响，就怀疑她是个机器人，要不为什么能干那么多的活儿？我心里起了怀疑，于是有一天偷偷拿了一杯水去她那里，趁她不注意把水洒到了她的头上。”
听到这里，女学生们情不自禁的发出了笑声。
“王小姐淋了一头的水，自然吓了一大跳，惊叫了起来，结果惊动了先生。先生得知详情后，以为我精神不正常，把父亲叫了去。父亲当然不信我会疯了，因为我早上出门还好好的，去学校了，怎么可能一眨眼就不正常了？父亲赶到学校把我叫出来问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想看看她是不是机器人，父亲哈哈大笑，没有责怪我。后来，父亲跟先生一起当面沟通了一下。先生多少还有些暗示：你家孩子怎么这样？父亲也直说我在家自由惯了。但父亲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告诉我怎么做才是对的，我是会注意的，而且我还是有分寸的。”
“我闯了祸，父亲没有责怪我，而是告诉先生：作为孩子，自己感受的方式，跟学校的教育有冲突。他还没有调整好，需要时间慢慢来。不着急。他的儿子很正常，可以继续上学。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意就是：一个文明人，到了一个野蛮的地方。他自认为比别人聪明。他以为自己能给野蛮人带来文明。却不料，野蛮人觉得文明人一点用也没有。最后，野蛮人就把文明人吃掉了。”
“父亲用这个故事告诉我：所谓正常，不正常，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觉得，教育是两个字：教和育。教，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送，而是言传身教。你不能一边把作业本扔到孩子的脸上，一边希望他成为有个性和创造力的人。育不是填鸭，不是吃饱就可以成长，你需要时间和孩子一起玩耍，看看他们怎么想的，听听他们怎么说的。了解他们的世界和我们有怎样的不同。”
“取得伙伴赞同的愿望肯定是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以被承认和被尊敬为目标，牢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在这个感情复合体中，建构性的和毁灭性的力量密切相连。取得赞同和被承认的愿望是健康的动机；但要被承认比伙伴或者同学更优秀、更强大、更有才智，就很容易导致过份的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调整，这可能对个人和社会都会造成伤害。所以学校和教师必须防止使用产生个人野心的简单方法以敦促小学生们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选择理论已被许多人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权威依据来引用。也有一些人用这种方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毁灭性的经济竞争的必要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们进行生存竞争的力量，完全在于他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活着的动物。正如蚁冢中单个蚂蚁之间的战争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一样，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
“因此人们应该防止向青年人宣传把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当作生活的目标。这种意义上的成功的人，通常从他们伙伴那儿得到很多，其所得通常远远超过他给他们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于他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在于他能获得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乐趣，以及对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在年轻人的这些心理力量的觉醒和强化之中，我看到了学校被赋予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快乐的愿望，去追求人类最高财富，即知识和艺术家般的技艺。”
“这些创造性的心理力量的觉醒当然比强力的施行或个人野心的觉醒困难，但它更有价值。重点在于发展孩子般爱玩的倾向及孩子般的对被承认的愿望，并把孩子引导到对社会很重要的领域；这种教育主要建立在对成功活动和被承认的愿望的基础上。如果学校成功地从这种观点出发进行工作，它将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学校给予的任务也被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我认识一些喜欢在校时光甚于喜欢假期的孩子。这样的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是一位艺术家。如何才能在学校获得这种精神呢？对此不可能存在万能万灵的方法。就如个人不可能永远健康一样，但有一些能被满足的必要条件。首先，教师们应该在这样的学校里成长。其次教师在教学材料和使用的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应该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因为他在发展工作上的乐趣同样会被强力和外在压力扼杀。”
“如果至此大家都专心地跟上了我的思考，你们可能会对一件事感到奇怪。根据我的观点，我已谈了这么多究竟以什么精神来指导青年，但是关于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我却什么都没有说。占主导地位的究竟应该是语言，还是科学中的技术教育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些都处于第二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年轻人已经通过体操和跑步训练了他的肌肉和身体耐力，今后他将适应任何体力工作。头脑训练及脑力和手工技巧的训练也是类似的。因此，会说俏皮话的人下列说法大致不错，他把教育定义为：‘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正因为此，我一点也不急于在古典的语言——历史教育和更注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两种方法的追随者们的斗争中表态。”
“另一方面，我想反对另一观念，即学校应该教那些今后生活中将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识和技能。生活中的要求太多样化了，使得在学校里进行这种专门训练毫无可能。除此之外，我更认为应该反对把个人象无生命的工具一样对待。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平和美好性格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人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能够取得从思考当中获得的快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不会轻易被他人误导，就如同好多人受误导误解了写下《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不朽名篇的安徒生的本意。”
“通过专业的教育，一个人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健全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而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我的观点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理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的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
“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认为这才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以前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官员的政绩——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教育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学生已经在学校中生活；民主在民间底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的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去上大学，而是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象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的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在这种以一种多少有点较灰暗的形式所谈的内容，代表的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其基础仅仅是自己所积累的个人经验。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在如此有意义的课堂上发表这些看法。”
杨朔铭演讲完毕，很多女大学生都鼓起掌来，杨朔铭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汤芗铭回想着他刚才讲过的内容，心里不由得感慨不已。
他以前从没想过，杨朔铭对教育会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汤芗铭并不知道，杨朔铭刚才之所以会脸红，是因为他演讲的内容，并不都是他的原创。
此时杨朔铭还在和教师学生们微笑着自由交谈，而正在这时，一位海军军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杨朔铭看到那位军官，笑着和教师学生们说了几句，然后离开了讲坛，走到了门口，来到了那位海军军官面前。
汤芗铭认出了这位海军军官是一位海军情报处的科长，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心不由得有些悬了起来。
杨朔铭从军官手中接过了一张纸看了看，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怪怪的笑容，汤芗铭看到杨朔铭那怪异的表情，不由得又是一愣。
“疫情应该是早就蔓延开来，咱们之所以不知道消息，是因为日本人的封锁和保密工作做得好。”杨朔铭说道。
“他们的检疫工作也很成功，疫情目前在日本国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海军情报处的军官回答道，“他们的行动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