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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键认真地研究了这则电令，正当他准备分别下令实施之际，中央红军于翌日——十五日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上述电令中所最担心的问题——“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不得不向蒋氏陈情，更定其部署。他在电令薛岳、周浑元、刘建绪等人火速来衡阳的同时，又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更定部署的命令。其中特别电示薛岳：“薛总指挥所部与陶、成、章各师及李觉所部，均仍遵元亥电令办理。”
薛岳收到何键的电令之后，以十分不愉快的心情赶到衡阳，拜会新的顶头上司何键。官样文章做过之后，遂与先期赶到的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等及各路军参谋长会商“追剿”红军的计划。按照程序，何键起身宣读有关南昌行营的指示，向蒋氏的嫡系将领薛岳、周浑元等做个姿态：我何键是忠诚于蒋委员长的。接着，由作战参谋报告敌情。而作战参谋例行公事似的照本宣科，大意谓：“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报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一、三、五、八、九等五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夫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十万以上。唯沿途被截追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璋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六七万人（内民夫很多）。”这就是当时何键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敌情”。
从上述材料可知：上至南昌行营的主帅蒋介石，下到所谓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均不知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足见得对“敌情”掌握得是何等的不准确。再接下来，就轮到何键主持所谓的会商会议了。他十分客气地说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下边，请前敌薛总指挥先谈谈对敌情的判断，然后我们再落实委座的指示。”
薛岳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将军，他的一切出发点就是打胜仗，并以此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得到军人那特有的满足。因此，他对分析军情、制定作战方案等是非常看重的。可以想见，他对何键所准备的上述“敌情”判断是很不满意的。然而，他这时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实情也知之不多，说不出语惊四座的“敌情”来。况且，他深知即将开始的湘江会战是何等的重要，万一由他提供的“敌情”不确而招致失败，他也吃罪不起。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首次会商会议上不甘寂寞，一定要说出比总司令何键高明的见解，并以此宣泄他位在何键之下的不满。当他听到何键有意点了他的名字之后，便肃然起身，缓缓地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使得他那本来就威严的神态越发显得有点可畏了。接着，他方说道：
“军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说实话，尤其是在大战将即的前夕，就更需忌说虚话和废话。时下，我们对流窜到湘南**的实情都知之甚少，但他们西窜的兵力绝不会比在赣南、闽西时强。因此，我想根据我在江西近一年剿共的经验，向诸位将领谈谈他们诸军团的实力，或许更有所助益。”
何键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真想和他当众理论他准备的“敌情判断”有哪一处是虚话与废话。但是，当他想到对薛岳这样不懂政治，且又仗势欺人的军人只能以柔克刚之后，遂又把猝起的怒气压在心底，故作笑态地说道：
“薛总指挥说得好，下边请他实打实地讲一讲他所了解的**实情，为诸位提供可靠的参数。”
薛岳一听何键这短短的讲话中，竟然用了三个“实”字，心里更是觉得不是个滋味。但是，当他一看何键那做出来的亲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转念又一想，自己也应有政治家的风度，遂又讲了如下这段又臭又长、且史有所记的话语：
“红一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九年，曾在湘、赣边活动，战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一、二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辖第四、五、六师）非嫡系红军，一九二八年彭在湘军当团长，于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军官，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一军团；彭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勇沉着。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十三师、三十四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有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是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应加以猛击。红八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是牵制掩护军团。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罗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当过营长，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一、三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查红军总部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一军团之后行动……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动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薛岳讲到此有意停顿了一下，看看与会者的表情，遂又操着不容置疑的口气，作了如下判断：
“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
薛岳的长篇讲话虽无多少新意，但在其他与会的将领来看，却有咄咄逼人之势，不敢小视这位来自“天子”脚下的前敌总指挥。因此，大家听后多给予虚意的吹捧。何键作为总司令，似可说得比薛岳还要详尽些，但是他积多年之经验，作为主将以多听为上，最后再综合平衡，结而论之。故一俟薛岳发言结束，便采取哄着薛岳高兴的语气说道：
“薛总指挥为我们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我听后很是受启发，如果诸位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根据薛总指挥对敌情的判断，一块议商追堵作战方针。”
“可以！”与会者相继答说。
很快就议出了利用湘江地障进行追堵的方针：“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剿。”
是日夜，何键和薛岳根据与会将领会商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如下追剿军作战要领：“如红军全力渡湘江西上，即照原定方针，湘江沿岸堵击兵团，协同地方军队进行堵截，迟滞红军行动，使尾随部队追歼；如红军在道县附近向南窜入桂境贺（县）富（川）地区时，追击兵团进行穷追，配合富川堵击的地方军队共同行动；如红军不经道县由宁远北经零陵，向东安西北进拱江，企图与湘西萧（克）、贺（龙）会合，即将原堵击兵团与机动兵团，进行东西截击。”
最后，何键与薛岳议出作战序列、作战任务与部署之后，拟成文字，电告南昌行营，请蒋介石恩准。
翌日——十七日，蒋介石可能是最为担心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成功，沿萧克转移路线西进，竟然发来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何键与薛岳读后更加明确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务必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一带。但是，当何、薛研读了蒋介石钦定的指导要领之后，感到桂军是此役胜负的关键。为此，薛岳直言相谏：
“何总司令，我以为你应派出得力大员，与桂系主将白健生面商，以取他日协同作战之利。”
其实，何键早有安排，则顺水推舟地说道：
“好！派刘建绪将军前往如何？”
“好，好！”
刘建绪，字恢先，于一**二年生于湖南醴陵县青安铺山背冲。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与何键为同期同学。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分配回湘，从此他供职湘军之中。由于何键官运亨通，他也紧随其后水涨船高。待到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时，他已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兼何键为总司令的参谋长。不久，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他为堵截红军西进，在湖南有关地区实行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等“坚壁清野”的政策。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的同时，他出任追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奉命扼守湘江北岸。由于地缘的关系，他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相处都不错。因此，当何键受任追剿总司令后，何就决定派刘建绪出使桂系，与白崇禧面商“追剿”红军大计。
白崇禧，字健生，坐桂系第二把交椅。自然，他也是我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由于他机智多谋，善用奇兵，人送绰号“小诸葛”。北伐之时，他曾受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参谋总长之职，佐助总司令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后与蒋反目，策动第一次蒋桂之战、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与李宗仁等凭借地利之便，依然保持着桂系相对的独立性。
一九三四年春天，南天王陈济棠为自身利益，曾主动邀请白崇禧来粤，共商防蒋、防共大计。白崇禧到粤之后遂做赣南行，前后走了近一个月。返穗后以战略家的目光提出：“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的判断是准确的。
是年八月，当白崇禧获悉“萧克部红军由湘南经桂北、湘西入黔时，就判断江西红军会转移根据地”。当他“预感到共军将来全部西移，届时广西就会受不了”。遂借口“广西兵力单薄，要求把原先调往江西南部协助‘围剿’红军的王赞斌师调回广西”。对此，他曾得意地说过这样的话：“这着棋算走对了，不那么样做的话，第四十四师（即王赞斌师）就回不来了。”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之后，蒋介石一再电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竭力防堵，李、白为此惴惴不安，共商大计。在李宗仁看来：“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他们为了防蒋、防共入桂，除去预做军事准备之外，急调时在上海的刘斐速来广西议事。
刘斐，字为章，于一**八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潭湾村一个农民家庭。后白崇禧率部入湘，大病于醴陵，经刘斐岳父诊治化险为夷。刘也因此而得识于白崇禧，并与桂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刘斐善谋，深得白崇禧青睐。白为培养刘斐，先送他去江西讲武堂习军，毕业后又有意留他在身边参与军机大事。结果，刘在长年的战争中变成了桂系的智多星。北伐大军抵定武汉三镇不久，白崇禧又亲自选定刘斐等四人前往日本学习军事。一九三○年，刘斐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因冠全校毕业生之首，被擢送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刘斐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权且旅居上海，“本想在五方杂处的上海住些时，以便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但他突然接到了白崇禧要他急赴广西的电文。他立即打点行囊由沪返桂。白崇禧见到他以后，非常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贻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我明天到桂北前线去，请你同我一道去看看。”
白崇禧是刘斐的恩人，他一听白的话，二话没说，“连行装都来不及换，还穿着西装，也没有什么名义”，就同白一路出发了。开始，白讲刘听；继之是他们二人边行边议，一块讨论既防共又防蒋的堵截方案。一次，白崇禧向刘斐如实地讲了桂系兵力部署之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刘斐看着白崇禧久久不语的表情，知是有难言之苦。他虽然回到了广西，但仍未完全进入情况，故接着白崇禧的话说道：
“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来说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是呀，是呀！”白崇禧立即又来了情绪，“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的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是呀，我们十八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白崇禧与刘斐在桂北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的做法上，由于白、刘判断中央红军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故应开放一条西进的道路，做到不拦头，不断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由于桂北地区没有一处不是崇山峻岭，峰峦重叠，其中龙虎关更为险要，仅有隘路一条，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刘斐站在龙虎关东口的高地上，展望关外形势，遂向白崇禧建议：
“在这样的地形，有一个坚强的团守住龙虎关是够了的。这里是我们关门拒客的唯一要点，也是我们对北、东、南三面作战的枢轴。我们必须固守，将主力总预备队控制在这里，使共军只能从永安关以北的地区往西走。但也可以设想：共军号称十万，在老蒋从东北面乘胜猛追的压迫下，如果我们在龙虎关一堵，后面追兵又急，则有被迫向南……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因此必须以桂东各县民团预先固守抚河沿线大小渡口，阻敌渡河西移，主力以龙虎关为轴由抚河东岸向南侧击，压迫共军于桂东粤北而歼灭之。总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队控制在龙虎关附近的恭城地区，机动策应三方面的作战，以有限的兵力，达到确保共军不致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
白崇禧边听边思忖刘斐提出的作战指导方案，最后，他果断地做了结论：
“很对，很对！文章就这样做吧！且先把计划定下来。”
恰在这时，白崇禧接到刘建绪奉命南来面商湘江会战事宜的电报，白唯恐刘斐刚由日本回国，不了解蒋桂之间面和心不和的实情，有意提醒：
“见到刘恢先（建绪）时，千万不能把我们这一套完全告诉他。只说我们根据共军西行企图和对中央红军衔尾追击的情况，我们准备固守龙虎关，并在灌阳、兴安间占领侧面阵地，相机向北出击，希望湘军由北向南攻击，共同配合中央军的追击，务求在全州、兴安间的湘江东岸地区，包围共军而歼灭之就够了。”
对此，刘斐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点头称是之后，又引而不发地说了一句：
“其实，何键老兄又何尝不是采取拒蒋、防共的策略呢？”
“简而言之，不要把话说白，做到心照不宣。”白崇禧再次提醒刘斐。
白崇禧偕刘斐驱车赶到全州，与南来的刘建绪会商了一天，双方同意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安、全州、灌阳的湘江东岸地区会战，桂军由南而北，湘军由北而南，共同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红军的作战要旨。双方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宜等，即各自返回阵地指挥。
与此同时，薛岳与何键在衡阳相处不睦，其中薛岳以“天子”重臣自居，不把何键放在眼里。事甚急迫，双方谁也不敢承担湘江一战的责任，遂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到南昌行营。蒋介石清楚事由薛岳引起，故亲函薛岳，指示机宜，大意谓：
一、朱、毛扰湘南逐日继续西进，有沿今秋萧克窜道入黔与贺龙合股之公算大。近日在粤桂边之窜扰应是佯动，图粤图桂公算小；
二、弟入湘佐芸樵任前敌，实乃肩负追剿重责，望善体斯意，与何通力合作，谦虚为怀，俾在战略上统率前线部队，摒弃境域观念，越境长追。如情况变化，进入粤桂境内与友军相处，尤要慎重，以顾大局；
三、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
蒋介石唯恐薛岳仍然不能完全悉知自己的用意，遂又屡屡电示。现综合起来，要旨如下：
一、**此次西窜，虽号称十万，据空军毛指挥官（邦初）侦察报告，匪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确是倾巢西窜，辎重甚长，行动维艰。据陈总司令伯南电告，匪军……迭经阻击，溃散不少。据俘供：一、三军团在前，五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
二、过去**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边民性强悍，民防颇严，**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由于军心离散，士卒思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
三、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勿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四、要令各军将士，就认识西窜流寇，人数虽众，乃多裹胁；在江西经国军四年血战，无以生存，才相率西逃。今已势穷力蹙，内部不和；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我军要人人同仇敌忾，树立灭匪雄心；为个人建立功勋，为国家开太平之信念。
薛岳读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之后，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至此，他已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大致有两点：“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即所谓一石二鸟之策。为此，他统率的“追剿”军要做到“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换言之，在他强大的“追剿”军的压迫下，使西南诸军阀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待到两败俱伤之时，他的“追剿”军再取一箭双雕之效。换言之，他这个前敌总指挥是负有监视总司令何键之责的。为此，他一改冷面相对的做法，有意与何键笑颜共事，从而使得薛、何之间冷颜相向的共事改为心中斗法了。待到刘建绪返回衡阳之后，薛、何很快确立了追堵作战方针、指导原则、作战序列。接着，何键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发电南昌行营，请示并希恩准；与此同时，他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五路大军向着预定的方位前进。最后，他看着傲慢不逊的薛岳，操着不无得意的口气问道：
“你看**还有活路吗？”
“这要去问问朱德和毛泽东了！”薛岳说罢猝然大声笑了起来……
九
五岭就像是一堵高耸入云的大墙，横卧在赣粤、湘粤及湘桂的交界处，把南北两地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十一月中旬的岭南依然天闷气热，而位居岭北的江西与湖南却已是深秋！
时令进入十一月以来，老天爷就像是死了最心爱的孩子，天天哭丧着脸，那无声的“泪水”淅淅沥沥地淌个不停，把秋意甚浓的苍山完全罩在了云山雾海之中！
在蜿蜒蛇行的羊肠山路上走着一支队伍，他们有的披着一块变了色的油布，有的戴着一顶赣南老表自编的又大又圆且又极富特色的竹帽，有的用手举着用桐油浸过的纸伞……但是他们的脚下都穿着一样的草鞋，艰难地走在时而淌着涓涓细流、时而泥泞遍地的山道上。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眺望，你将会看到这支队伍中有人抬着不知做什么用的机器，有人赶着骡子驮着沉重的东西，有人抬着坐在或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自然更多的是打不起精神的指战员，在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的伴随下向前走着、走着。这就是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之前，由于在军事上准备得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搞，相反却仓促成立了红八、红九两个兵团，加之两个新兵团不是由老部队扩大而成，干部又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经过战斗的洗礼，而且也不知道红军的传统和作风，就连行军、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是很弱的。结果，行军中的非正常减员大大超过了战斗中的伤亡。
另外，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整体队形是：红一、三两个主力军团为左右先锋，红八、九两个新编军团紧随其后打接应，负责殿后的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红五军团，中央和军委两个直属纵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换言之，五个抬“轿子”军团的军事行动目的，不是完全为了消灭围追堵截的敌人，而是受制于坐“轿子”的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危。为此，时人与后人对中央红军转移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成甬道式前进。
中央红军由于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而是搬家式的退却与逃跑，所以最高领导“三人团”不是把各主力部队扩大，而是在扩大新兵团的同时，又扩大了直属队。“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可以想见，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仅做不到兵贵神速，而且一天最多走二十里路，有时甚至连十里路都走不了，加之红军走的是崎岖的山路，敌人却利用公路运兵，结果，贻误战机、被动挨打就变成了红军转移中的家常便饭，这怎么能提高部队的作战情绪呢？
真不容易啊！老天爷终于有了喜庆的面色，那久违了的太阳也不时地穿云破雾露一下脸，向云雾中的大山射出一缕缕橘色的光芒，把表情凝重的苍山梳妆一番，向人间展现一下它那被称之为五花季节的尊容。正当这些红军指战员怀着异样的情感，向着这些稔熟的山影默默告别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惊得无精打采的指战员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循声沿着山路向远处望去。
只见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的红军指战员下意识地闪在一边，一个个惊愕地望着疾驰而来的三匹战马，生怕被马踩着似的向后边闪着、闪着，就是被战马踏起的泥水溅了一身，甚至是一脸，都顾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着这三位骑马人：打头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红军指挥员，他那件在根据地难以一见的雨衣，还有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引起了行军中的指战员的好奇；位居中间的是一位身高马大的外国人，他的高鼻子、蓝眼睛，把指战员们惊呆了，甚至连第三位骑马者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飘逸的美髯还留下些印象。等到他们三人骑马远去之后，他们才想起议论：这三个人是谁呢？
他们就是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不仅有充足的弹药和兵员，而且还有飞机和大炮，这对红军来说，恰恰都是难以抵御的客观条件。自然，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博古与李德等人都认为：西南诸省地势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均较内地落后，各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实力较差是正常的。而且，红六军团仅以九千余人突围向西转移“探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与红三军会师的目的。这就更足以证明敌人在粤、湘、桂、黔的地方部队是何等的差！另外，红军自渡于都河突围转移以来，前后用了不到一个月，与粤军和湘军在赣粤边没有打几个像样的战役，就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之后，又大踏步地奔向潇水东岸。照此前进，不要多少时间，就会沿着萧克西行的路线到达湘黔交界，与红六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就会建立起来。因此，他们在战略转移的初期乐观还是多于悲观的。换言之，博古与李德等人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还有一块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进入中央苏区的前后，蒋介石请了一位德国军事专家，为他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碉堡公路推进战略；而李德却为中央红军制定了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战略。因此，当时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实际上是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结果，是为蒋介石做顾问的德国人打败了为中央红军当顾问的德国人。对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个滋味。眼下，他认为红军突围不仅打破了蒋氏德国顾问碉堡公路推进的战略，而且还相继突破了两道封锁线，故而他还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恩来是个极其实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论他不完全赞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就说他对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也有着与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实出蒋介石以及多数地方实力派意料之外，无论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还是粤系陈济棠、湘军何键等所部都难以迅速到位，对红军形成更大的追堵态势；再者，他清楚陈济棠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在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意践行部分诺言的。因此，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顺利，丝毫未抹去他心头的阴影。
另外，周恩来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兵团都变成了掩护部队，不仅不能选择道路，控制要点，把敌人压迫到不利的道路上去，相反，我们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公路，一旦敌人完全知道了中央红军的转移目的，那红军就必然会转为被动挨打的局面。到那时，越来越多的伤员的安置就成了一个无法背的大包袱。所以红军大队人马越是向前走，他心里的负担就越重。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之后，先头部队已经探明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郴州、宜章之间。红军欲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一是必须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二是一定要攻占宜章县城。为此，最高领导“三人团”在听取了总司令朱德等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由红一军团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由红三军团突袭宜章城。并于十一月七日发布红军各军团通过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一线的命令：“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经过缜密的部署，遂又于翌日——八日发布在良田、宜章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田、宜章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十号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于一军团后跟进。”但是，由于红一军团长林彪起初不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在相对时间中贻误了战机。因此，红三军团能否按时攻占宜章县城则成了关键。正当最高“三人团”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红三军团电告：于十一日拂晓不战而取宜章县城。最高“三人团”闻报先是震愕，继之是惊喜，最后打马赶往宜章。
这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沿着山道小路骑马疾驰的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