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开讲啦!

薪越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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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创造》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小说等作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乐的文字,没有新文学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小说。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小说成了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小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品三国》、《红楼梦》、还是《明朝那些事儿》?

    《品三国》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讲坛》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品三国》,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儿》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红楼梦》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红楼梦》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红楼梦》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红楼梦》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红楼梦》,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用考据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来历和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

    从而认定了曹雪芹才是《红楼梦》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赔是旧红学的领军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头记索引》一书。

    胡拾的《红楼梦考证》绝对是对旧红学的打脸之作。

    这个考证一出,把旧红学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蔡元赔并没有恼火,反而积极帮助胡拾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胡拾的考证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这才是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