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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听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自。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嫚，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馒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询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嫚、李敖恋爱的事，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的报道，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七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嫚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嫚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挎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
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xxxx，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
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苔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襟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
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
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日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支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的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五点五十分谈到七点半。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影，六月十二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
"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一九九八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远见杂志开列影响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市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alvin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报上登出所谓：
"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翟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
"澄社"
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岁，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不知能否赐彼电话二三一六三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约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陈诚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二十二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敲定见面时间。到了二十二日十点十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
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磷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
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二十六岁二月间还是中尉，可是九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大小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
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子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的惟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下去了。
那次饭局，大家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焕谈他亲历的西北人民的苦况。李焕说他在西北行军，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谁穿。听了以后，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诗石壕吏中"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描述，并且感慨于千百年来，中国的贫穷，竟如此"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李焕又谈到西北人民与糖的关系。搞到钱来买糖，只能买到一小包。而此种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给病人来开胃的。又谈到西北人民对熊的迷信，尽管熊群有害农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视之为天神等物，跪求驻军不可杀它们。饭局终了后，李焕送我出门，临别他紧紧握手，诚恳他说："我会到府上去拜访你。"我姑妄听之。因为我不相信国民党政客的话，后来他果然言而无信。多年后，我在一条龙饺子馆碰到文化局长王洪钧，他也紧紧握手，诚恳他说要到我家来拜访，我想到李焕那一幕，几乎笑起来，王洪钩是等而下之的国民党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后来我碰到尤清，也表演这一套了，可见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是一样的。近年以来，李焕住我家附近，和我和卢修一受同一位管区警察的照顾。一九八六年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东西，在门口碰到李焕，他主动向我打招呼，伸手来握，二十多年不见，此公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说他很久没看到我写文章了，其实那时我天天著书立说，只是国民党大员不读书耳！几个月后，小屯晚上从外面吃面回来，她那大穿的是短裤，她说一路上发现有位男士盯着她大腿看，后来才想起，那就是李焕啊！我听了一笑，说："国民党大员也有他们真情毕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着，都要好色胜过好德呢，何况李焕！"有趣的是，李焕家浴室窗外正对着的，就是卢修一家的后窗。有一次，可爱的女人李庆安笑着告诉我："卢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过了几天，我碰到卢修一，笑问可有此事，不料他郑重其事否认，并指责李焕洗澡时窗户不关好云云，我看他那样认真，为之大笑。后来我讲这一趣事给李庆华听，庆华说："有一个笑话说：一对夫妻，太太很丑，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帘还没装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别人偷看她。丈夫说：你长得那副样子，谁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问：
"你这笑话是挖苦你爸爸？"庆华笑着否认，说："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说个笑话。"一九九八年蒋经国死了十年，李焕出书大表追念，马屁尽出，我大为不满，在"李敖笑做江湖"电视节目中一连骂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说李庆安帮你儿子入学，你欠她情；李庆华又是你的好朋友，你骂起人家老子来，竟一点都不口软。我说这就是李敖啊！别只看我骂李焕吧，我也为他洗过冤，当尤清捏造历史，说他在满洲国做过办报的汉好时，我就公开指出这是造谣，我是讲求真相的人，即使对敌人，我们也不可造谣啊。
在文星时，国民党大员我还领教过蒋梦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学时的代校长，在台湾主持农复会，他为了写"西潮"以外自传的事，约我到农复会，谈了许久。他本想找我帮忙，可是他一直不谈报酬，也许他的意思是先帮了再议，可是我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做完了再拿钱，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国民党大员还有王德溥，他通过郭鑫生，与我吃了一顿饭。他自道做内政部长时反对"户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
我讲话亦颇直杆，颇攻击和他有关的"中医"、"奉命不上诉"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过去，转说他颇为东北出我这种人才而爱惜云。此公在大陆时亦杀手也，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给盛世才做民政厅长。盛世才后来自己不干共产党了，下毛泽民于狱。在倒向国民党时，国民党派王德傅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显然预留余地，以为反复无常的筹码。后来王德溥坚持由他亲审，毛泽民遂难逃一死，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盛世才枪决。据王德傅政海游踪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就前楼五开问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首先传呼久患喘病的毛泽民，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不讳。乃依法判处死刑"。于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一九六三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关系渐近尾声，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结婚，她想到美国留学去。我表示，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的。尚勤通情达理，她明白我的真义，决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国不久，却发现和我在一起时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张打长途电话来，我问她能不能设法"拿"掉，她说在美国有困难，最后决定就生在美国，就这样的，一九六四年女儿李文在纽约出生，出生纸上填的父亲名字是李敖。两年后，尚勤把李文送回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后来她结婚了，我认为李文跟她，会给她不方便，决定由我接回。这时已过一年的约定，显然女儿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不肯放人了，于是我施用巧计，约外婆带李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我和女儿有计划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当晚李文外公王光临等报警来抢李文，当警察查明原来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爸爸跟女儿的血亲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后来王光临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我："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厌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勇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大才小用矣！这次为了接我女儿回来，与他发生冲突，他以"共产党"作认定眼中钉标准，就是这样从宽录取的。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大陆共产党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最后，他以八十之年，老死台湾。盖棺论定，此公不失为正直之人，只是头脑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一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关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话，三十三年后仍在我耳边响起，知人论世，这真是我最好的总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