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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仨，那时候年纪并不老，甚至还相当年轻，但是已经称呼婆婆。
从前的儿媳只要进了婆家的门，无论丈夫的妈妈多大年纪，按规矩就称呼婆婆，跟着孩子叫，孩子没出生也一样叫做婆婆，反正结婚以后孩子迟早是要生的嘛。
过去的法定婚龄小，男二十女十八，所以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仨虽然才不惑之年，就已经被叫做婆婆。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如一片星火燎原之势的年代，战斗组、战斗队、战斗兵团势如雨后春笋的发展。许多人自成战斗组、战斗队，还有打上“兵团”和“司令部”旗号的。甚至一个人成立“兵团”和“司令部”司令是自己，成员是自己，秘书和摇旗呐喊的小兵还是自己。孤家寡人一个，自己不当司令谁当？自己不当秘书谁当？自己不当小兵谁当？自己不摇旗呐喊谁摇旗呐喊？
这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某天心有灵犀一点通，异口同声说：“‘我们’‘阿拉’‘咱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吧！”
黎婆婆是外地人，说普通话“我们”李婆婆是上海人，自称“阿拉”郦婆婆是北方人，一开口就是“咱们”他们不仅仅“走到一起来了”住在了一个院子了，而且想到了一块。
有人叫做兵团、总部、司令部“我们”“阿拉”“咱们”叫什么好呢？考虑来考虑去，一致决定起名“纵队”
“咱们”高头大马、一表人才，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又一口和老干部一模一样的哼哼哈哈的北方腔，三人都觉得她在外交涉起来方便，于是一致推“咱们”做了“纵队”司令。“郦司令”走起路来还一步一个脚印儿，颇有些我武惟扬的气派。
“咱们”在前面领头“阿拉”和“我们”随其后，一派“纵队司令”出巡的雄风。“咱们”把一副宽边墨镜架在鼻梁上，风衣披在身上随风微微飘起“行如风”的时候非常像俄罗斯战将夏伯阳穿着那件披风的样子。“阿拉”和“我们”则是副手和助手，又是司令的秘书和保镖。
“阿拉”和“我们”都不计较仨的地位高低。别看他们各自南腔北调，常常有些不一致，然而心挺齐的，她们一致的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嘛！”
有人评曰：“三个女人一台戏”更有人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还有人开玩笑说：“阿拉”是个天生尤物，她的袅袅婷婷加上“阿拉”一声，简直令人陶醉。“我们”也并不逊色，她口齿伶俐、声音朗朗，人家赞扬说：这样的“司令部”准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那年代虽然还没有改革开放，倒是非常开放，虽然不是民主制度，却是非常讲究民主，是一场多少年从来始终没有过的大民主。红司令天安门一声令下，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成立组织，不用登记备案也不必批准，爱成立什么组织就可以成立什么组织。红司令站在天安门上笃笃定定，料也没有人翻得了天。
开始时许多人甚至不敢相信，莫非是梦，莫非如同1957年的“鸣放”和“放长线钓大鱼”莫不是早就心中有数，等着瓮中捉鳖？所以有许多人都宁愿当“保守派”当“保皇派”“观望派”“秋后算账派”而不敢当造反派。后来才发现是自己是错了，赶快低头认错、抬头看线，赶快急起直追，改弦更张。
回忆起来许多人觉得那个日子挺很有意思的，十分留恋。一次去首都谒见伟大统帅，不要火车票，她仨就一同去过，深更半夜开始守候在天安门前，等待领袖接见，记忆犹新。
后来搞“大联合”成立各种总部。一人一个组织的人最高兴，自己大小也是个组织，可以捞一个总部的“席位”
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也非常高兴，咱也是一个组织，仨随大流一同去参加“大联合”“高头大马”打头，两边厢紧跟“袅袅婷婷”和“声音朗朗”我武惟扬、精神百倍的举着大旗。
不料总部“服务班子”的一个副手问道：你们多少“人马”？黎婆婆操个北方腔，大着嗓门嚷道：咱们的兵马多着，院子的孩子一声喊全是我们的人，一呼百应。
那“服务班子”的副手用眼角瞟了“咱们”一眼后，等不及“阿拉”和“我们”开口，就自顾自的走了。“高头大马”“袅袅婷婷”“声音朗朗”好不生气，从此如同一只皮球泄了气。
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现在都已经老了，真的成了婆婆辈，孙儿外孙们婆婆、婆婆的叫个不停，连左右邻居也是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的称呼着她们。
因为有过革命的战斗友谊，后来她们搬住了同一栋楼。如果有人在楼外叫一声，无论是叫黎婆婆，还是叫李婆婆，或者是叫郦婆婆，仨都会同时赱出阳台“欸”的答应一声，然后尴尬而会心的微笑。
她们还常在一起说说笑笑。说那风起云涌年代的“纵队”趣事，她们十分感慨，真是沧桑风云啊。当然更多的是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
但是她们回忆当年“纵队”时格外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她们都是女人，当然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凑个热闹罢了，所以“三查”时平安无事，一点问题也没有。
“阿拉”说，了不起就是谒见伟大领袖那一次坐火车没有花钱，占了车票的便宜罢了。
其实也不算白白的占便宜。她们在广场等了大半夜：腿酸手麻眼睛累，口干舌燥肚子饿；脚心冰凉身上冷；脑子紧张心发怵。如果是现在再要她们去，即便免费坐卧铺去也不乐意。
“我们”“阿拉”“咱们”老了以后都没和孩子一起住。仨几乎是姐妹，没事就一起逛街玩超市，游公园或者打麻将，今天在黎婆婆家吃饭，明天在李婆婆家吃汤圆、后天在郦婆婆家吃饺子，轮轴转。“三缺一”时便把隔壁的老处男赖先生叫来，正好凑成东南西北一桌。
三个女人在一起当然多是讲女人们自己的事，有时候也讲讲东家这个女孩，西边那个姑娘们的新潮和时髦打扮，比如她们的胸和时髦胸罩等一些新鲜的女性用品。
赖先生常常觉得很不方便，言下之意是以后他不来凑“三缺一”了。仨女人异口同声的说，三缺一你怎么能不来呢，你在这里有什么关系，都这把年岁的人了还顾虑什么，你虽然还是一个处男，什么样女人的事你能不知道？赖先生只好尴尬的笑笑点头。
赖先生为了不要总是讲女人的那些事，便有时候转话题，讲一些其它笑话。仨女人特别稳重，说宁愿讲女人的事也不要说政治敏感问题，说女人不会犯法，敏感问题就难说了。
后来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年纪实在大了，一个驾鹤西去，一个被儿子强行接走，一个进了老人院。“三缺一”终于彻底散伙。
赖先生凑“三缺一”多年成了瘾成了习惯，逛街玩超市又迈不动腿脚了，打麻将又不成了，不是“三缺一”而成了“一缺三”于是常常一个人蹒跚在街上，自言自语的念叨着：，三缺一、一缺三，一缺三、三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