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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境界的高低，和人的胸怀有关。胸怀宽广的人，其人生境界就高；胸怀狭隘的人，其人生境界必低。
我的老乡、知名作家戴厚英女士，生前就曾遇到过一件非常令她感慨的事。她评副教授时，所有硬件都齐了，就是批不下来。根据程序，需要有人给写个评价材料。但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人写。据说原因是，戴厚英性格外向，说话有锋芒，得罪过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由于怕得罪她的对立面，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作主。这时，她的老师钱谷融教授挺身而出，不仅给她写了所需材料，而且给了她很高的评价，让戴厚英很是感动。
戴厚英之所以感动，不仅是她的老师为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更在于她为其老师的胸怀所折服。
在文革期间，戴厚英和钱谷融教授同在复旦大学任教。那时，钱谷融教授因为信奉人道主义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从各校抽人组成大批判组，对他们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复旦大学抽的就是当时有“小钢炮”之称的戴厚英。那时头脑简单的戴厚英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对乃师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可想而知，这些来自自己学生的批评，一定会象刀子一样，伤害老师的心。
然而，钱教授不仅没有嫉恨，而且对戴厚英寄于了无限的爱心，给她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材料，怎能不让戴厚英激动呢！当然，这时的戴厚英也早已和老师走到一起，从反人道主义皈依了人道主义。她写出的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人呵人、诗人之死等优秀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情感，用实践捍卫了乃师的理论，也报答了老师的一片深情。
从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坦荡书生的宽广胸怀。文革期间，汪先生曾多次受到批判。开了多次会后，参加会议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不得不没话找话，以显示自己的立场。他在散文随遇而安里这样说：我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同情。作为一个被批判者，汪曾祺不是为自己的遭遇不平，却出乎意料地同情那些参加会议的人。这种惊人的化解，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宽容，体现了一个书生的博大胸怀，也是汪曾祺能够进入著名作家行列的必备条件。
没有博大的胸怀，就不会有很高的境界，而没有很高的境界，就不会写出经典作品。
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