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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和华南应邀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南三区图书储运培训班的学习。那年我32岁，刚好由路线调研员的岗位调任公司的质量管理科长；工作十分繁忙。参加这样的学习，本身就是荣誉，机会更是难得。就说华南把，当了十几年的打包工人，做梦都没想过会有外出的可能，如今成了主管，就赶上了这样的好事；看着别人羡慕的眼光，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幻想；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可我却高兴不起来：一年有半年在外调研的工作，已使我对出差失去了兴趣。我舍不得手头的工作。况且，一想起此去需要一个月的功夫，心里就更加的不是滋味；尽管我没有去过重庆。
映像之中，重庆是个山城，有个万恶的“渣滓洞”还有就是这些年听到的有关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美好传闻；其它的，我是一点说不上来。
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记不清华南跟我讲了多少的话，他兴奋的叫我感到惊异。华南长我几岁，瘦高的个，相貌英俊；据说还当过军人。在单位，我知道他包装活干的漂亮、喜欢跳舞、是个女人“迷”还知道他喜爱追着领导聊天，嘴巴像个喷泉，唇边冒着白色的泡沫。我唯一的感觉：这人是个好人，但与他谈话一定要有警惕。
到达九龙坡的时候，已快接近傍晚，漫天灰蒙蒙的。重庆发行所的周勇正焦急地在那里等候，小伙子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新华书店储运培训班”就跟我在北京火车站张望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书店同仁一模一样。见到我们在招手，周勇赶忙让同来的人接过我们的行李，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我也好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一点没有客气。我问他学员是不是已经到的差不多了？他说是的，只有山东和吉林的还未到达，说一会还要回来接山东的学员。举办这种大范围的活动最辛苦的要算会务，我想。
也不知车子拐了几道弯，爬了几个坡，走了多少的里程，就驶进了路北的一个位于半山的大院子。立在门口的牌子告诉我：这就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了。
真像来过这里的同事说过的那样，这是个依山而建，花草环绕的优美处所。进门一条大道直奔北面的山顶，路的西面是一座座错落有致色彩鲜艳的洋楼，从山底排列到了山顶，被蜿蜒曲折的石梯贯通在一起；每楼的前面是大片的花园，紧连着前楼的楼顶；楼群的中央是一个刚刚建起的青砖红瓦的大楼。不用说这一定是办公和生活的区域。大道的东侧，与新建的大楼正对着的是宽阔的球场，有人正在那里投篮；球场的下面是一个宽大的厂房，像是包装发货的地方；厂房的东侧一条道路直通山顶上的一座三层的高楼，按照经验推算那里应该就是库区。
车子一直开到山顶才停下。这里果然是书库。我们的宿舍就设在书库二楼的一个用石膏板围成的房子里。这里已经住下了许多的同学，他们都是来自南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书店的佼佼者，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女宿舍就在三楼，可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不像华南有事没事就到那里坐坐。
放下行李，周勇带着我们去签到，顺便买些饭票。签到处就在新盖的大楼里。周勇介绍说大楼的地下就是舞厅，晚上可以娱乐。华南的双眼立马放出光来。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四川省新华书店的周总；和重庆发行所的副经理王科俊，他承担着这次培训班的管理任务。令我惊喜的是：湖南省新华书店储运科长文慧安也在这里，我在长沙见过他两次。这位瘦高的长着硕大的扇风耳的老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图书储运事业，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着这个行业的理论和实践。寒暄之后，我方知道他是应邀前来给我们这些学员讲课。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吃过晚饭，我才开始整理床被，嘴里的麻辣味道还没有散去。与我的床位紧挨着的是上海发行所的许文治，文质彬彬的一个人，正在那里读书。和他同单位的两位副科长也不知到那里去热闹。
晚上八点钟的光影，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男子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叫张诚。我猛然想起我的上司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人：他是重庆发行所的储运部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家伙；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颇有自己的主张。
“久仰，久仰，”我急忙伸过手去。
“久仰就不必了。胡科长，我们是朋友吗？”
“当然。”
“我想求您办一件事情，您是否可以帮忙？”
“没问题！”储运人的豪爽我又冒了出来。
“明天培训班开学典礼，由您代表学员发言。谢谢您的合作！”
这事来的突然，可我已经不好推诿，虽有被欺骗的感觉，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心想：“这家伙实在是猾头！”相互问候了几句，张诚说他还有事情，改日一定请我喝酒。实际上，第二天他就被领导派去出差。期间，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
现写稿子已经来不及。况且这些年的调研工作已使我养成了发言不用稿子的习惯，只好连夜来打腹稿。这次培训班是四川省新华书店和重庆发行所联合举办，一般省、市级的主管领导都要到场祝贺。我想，首先是要感谢各级领导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难得机会，感谢他们搭建了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平台。第二，是要赞颂重庆发行所风格独具的优美环境，和她在业界的良好口碑，以及她为学员们学习和生活所做出的精心的安排。第三，自然是号召学员们努力地学习，紧密的团结，不辜负所在单位的期望，预祝培训班圆满结束。当然，这仅仅是个提纲，真正讲起话来恐怕二三十分钟也拿不下来。感觉胸有成竹，同时又觉得这纯粹是套话。可不讲这些，又说点什么呢？之后，我便一觉睡了过去。
开学典礼在新建大楼的礼堂举行。我也终于全面地见到了我同期的同学。他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特别是那些女生，一个个光鲜亮丽，又不失书店人的文雅气质，让我感到了集体的温暖和某种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他们相比，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却显得有些重视的缺失。如我所料，会议由王科俊主持，市委宣传部长到场祝贺，省店的周总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会议的气氛严肃而又热烈。我抖着胆子，代表学员表达了我们的心情，甚至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羡慕的眼光。与我同时的，还有一位学生代表，她是广东省新华书店的谢小兰，一位美丽端庄的中年女性。尽管她早已备好讲稿，激动还是让她紧张，但她的发言是真实的，是一种由心底发出的声音！
学员三十几人，一共分成两班，民主选举班长，更是让人始料不及：我和华南分别被推举为班长。我再三推辞。王科俊说这是民意。我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我想：都是自己的发言惹得祸。而华南呢？一定是他的“国标舞”赢得了女同学们的青睐。但愿不要应为我们是首都的学员而另眼相待。因为我知道，与兄弟省、市书店的同事相比，我们的水平差的很远。我甚至有些担心起来，生怕完成不了这样的重任。特别是华南，他说他根本没有同类活动经验。可不管咋想，为举办者分担一些操劳终归不是一件坏事。
学习并不轻松。前半段的时间上下午都有课程。由文慧安和四川省店的老经理轮流传授图书储运的操作；外聘的几位大学的教授和讲师讲述物流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应用。课堂是那样的安静，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讲台，手下迅速的书写着笔记。这是我从小学到大学从未见过的纪律。工作的实践教育我知道，书店人都是这个品行：干工作争先恐后，学业务更是你追我赶！正是这新、老一代的书店人用自己的心血顽强地支撑起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正像我们的经理，一位从延安窑洞走来的老人曾自豪地高喊：“全国每六本书中就有一本是从我们的手里发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书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后半段的安排，则是每天都有的分组讨论。一个长条的桌子，围坐着十几个人。我这个班长自然也就成了讨论的主持。学员都很自觉，根本无需组织。大家讲述着各自的经验、疑难、方法和建议；共同探讨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给书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努力！等等。气氛异常的活跃，甚至发生争论；场面却是井然有序，仿佛大师笔下的草书：放的出，收的回。王科俊也时常过来坐坐，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微笑地离开。
最难的课程？莫过于要每人交一篇论文。这让毫无准备的学员一下子紧张起来，心里始终像压着块石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培训严格的有些过头。
人群之中，难免会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上海发行所的金宝奇，一位热爱管事的副科级干部，主动过来找我，说他们班的讨论不像我们这里精彩，安静的让他痛心；他怀疑华南的组织能力，问我华南跟他是否同样的职务？一派不服气的样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于经验，我劝他不要介意，协助协助华南，一切无事才好。他不情愿地走开。说真的，当初我就主张这个班长由他来做最好，按照当时文化部的规定，新华书店南三区的图书储运是由上海发行所负责管理，他们与各店的关系似乎比我们更加的亲密。可万事不可皆随人愿，正像人们不能判断股票的涨跌一样。
一日，吉林的老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我的面前，他说他不想再学下去，压力太大，无法完成论文，要我帮他联系返程的火车。我吃了一惊。同来的小于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宋是省店干活不要命的汉子；这次领导派他过来，一是要他长长见识，二有要他修养的意思。听后，我劝告老宋不可冒然回去，这样无法向单位交代，也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心。关于论文，我一口答应帮他整理，甚至可以代笔。见他还在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没事，我跟你们领导是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他终于把心放在了怀里。
安徽的李晓玲则是另外的一种遭遇。这位来自巢湖基层点书店的漂亮大姐热情的有些过头，是学员当中最活跃的分子；穿着亮丽的旗袍，露着风光的秀腿，出入各种的场合；发言抢在头里、做事争做第一，凡是都有看法。她真心的以为不这样充分地表现不足以报答举办者的关爱、单位的期望和自己的荣誉。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行动却引来了众多的白眼。我甚至为她过热的感到担心。终于有一天，她的“冒尖”的言行招来了江苏省店蔡莲的愤怒。俩人为一个标语张贴的位置发生了争执。蔡小姐是学员之中最亮的美人，一米七零的高个，苗条的身材，通身青春的活力；乌黑的短发围裹着玉般的圆脸，细长的眉宇和薄薄的嘴唇闪过丝丝的威严；也是华南最要好的舞伴。她指责李晓玲审美的水平太低，小地方的人就是没有见识，不知什么是羞耻，做事没有分寸，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令李晓玲伤心的是，周围的人竟没有一个站在自己一边。向我诉说这事的时候，她委屈的掉下了眼泪。同情顿时涌上我的心头，觉得蔡莲对她的指责委实有些不妥。尽管李晓玲的表现不大符合大城市人自以为是的“标准”但她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恶意，不过是她的环境造就的她的性格的自然流露，我们应该多一些理解才对。我安慰她几句之后，李晓玲对我说：“以后我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要及早的提醒我，”我说：“行。”从此，我们就成了交心的朋友。
渐渐地，同学之间相互的熟悉起来。由着各自的性格和喜好，三三两两地结成朋友、亲人和“恋人”抛弃了一天紧张学习之后，我们漫步在花园、石阶、小路、山顶和梯形的田野；畅谈着各自的经历、理想和爱情；叙说着各自的工作、遭遇和为人处事的秘密；或者去舞厅听优美的旋律，看舞池里迷乱的身影。华南硬拉着我去过几次舞厅。可我一点也不会这玩意。重庆人跳舞不像北京人一样――讲求标准和规范，他们的舞姿轻松而又自由，舞伴彼此轻轻地抱住腰间，身体挨得紧紧的，脚步微微的滑动，看不出一点的规则，仿佛不是在跳舞，而是在享受音乐给人们带来的快感。云南省店的刘姐热情邀我跳过几回，可我总是紧张地踩在她的脚上。她称赞我有悟性，说只要坚持下来我一定是个很好的舞者。至今，我还没有忘记她对我的鼓励。
比较而言，我和李晓玲的关系更加亲密。这个遭遇了攻击的女人似乎把我当看做她依赖，一有时间就找我去散心。有时海南的陈中雄，一个大大的眼睛，笑不离口，黑瘦黑瘦的中年男子，也来加入我们的散步。他说我的女人缘很好，因此喜爱和我呆在一起。想不到，这个好色的家伙几年之后居然荣升为省店的经理。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总能见到自贡的有德和河南的凤兰亲热的在一起，一个是精明的小伙，一位是妩媚的女生，不是恋人又胜似恋人，向着傍晚幽静的深处走去；窃窃的私语带给人无限的遐想。一次，我和李晓玲约好，到厂区的西侧去爬山。梯形的田野齐到你的肩头，一层高出一层；间或有一两处的草屋，冒着缕缕的炊烟。我们只好相互搀扶着前行，心里涌动着莫名的激情。这个长得像演员似的大姐，一边走着，一边向我诉说着她青春时的追求：一心成为舞蹈家的梦想；诉说着她婚姻的不幸，她遇到了一个脾气暴躁嗜酒如命的男人，她说他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我的心也随着她的诉说而时起时伏。刹风景的是，光天化日之下，她突然说要小解。我只好一时的回避。完了事，她居然笑我假正经，没有一点紧张的样子。我想这也许就是李晓玲真实的性格。
紧张之后的观光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书店人的风格。重庆发行所方面做了很好的安排：一月四个假日。先要俯瞰山城的夜景，吃正宗的火锅；二要探访“渣滓洞”悼念革命的先驱；三要去大足，浏览那里的石刻；最后再去峨眉，正好赶上“五一”大家可以尽情的欢乐。遗憾的是，我却因工作需要，而放弃了去峨眉的机会。
站在南山‘一棵树’观景台上，同学们说笑着等待夜的来临。渐渐地，天黑了下来，而且越来黑的越明，给这座三面临江，依山而筑的城市披上了绮丽的幻影。繁星在无边的夜色中闪耀；无数的灯光随之舞动起来。放眼望去，你仿佛坠入了灯的海洋，又仿佛看到银蛇在飞舞；远近高低、层见叠出、弯曲有致。你依稀可以辨认那些是繁华的街区，那些是万家的灯火，那些是车船的流影。一派天人共建的山河夜色，真乃“不见山城夜，不知重庆美！”我们纷纷与之合影。
美景过后，我们在山上一家人流不息的火锅城承包了一个楼层，热闹了几乎一个通宵。这里火锅的麻辣比我在食堂吃过的还要严厉。闪亮的红油在锅里沸腾的翻滚，所有的食料都变成了统一的味道，火辣辣地燃烧着你的神经；大汗淋湿了双眼，擦拭的手纸用了一打又一打，直到你害怕的不敢再吃为止。而我仅仅食用的是‘鸳鸯火锅’微辣的一侧。出于好奇，我问同桌的卢念琴，她是四川省店的学员，一个过于苗条的白净女性；“你们这里的人都这样吃吗？”
“可不是，我们天天都这样吃，两天不吃，感觉就不舒服；吃火锅，要的就是这个劲！”我真为他们吃“火”的精神感到佩服！
一边吃着，一边有人在唱歌。那时已经流行‘卡拉ok’，可我还是个门外的学生。勉强拿起话筒，试试“北国之春”歌词却始终合不上节拍，我只好羞愧地放弃。同学之中，要数湖南的万博源和江西的小李萍唱得最好，俩个公认的“童男玉女”极富青春的魅力，看着就像时尚达人。他们用自己的心挑选的有关友谊的歌曲，是那样的优美、动听，至今还环绕在我的耳边。我又想起了我当时羡慕他们的样子。
有关“渣滓洞”的情景我知道的少的不能再少。仅仅了解的一点还是中学时代读红岩时的记忆。书中描写的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还有那个“装疯”的华子良又依稀浮现在我的眼前。小萝卜头手拿着一只珍惜的画笔，正当他梦想着像自由的孩子一样去上学的时候，却被敌人残忍的杀害。当江姐不惧敌人的酷刑，坚强地走出审讯室的时候，牢狱里传来了悲壮的颂歌：“你是褝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民族儿女的典型！”那时我曾深深地被这颂歌所感动。到达渣滓洞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三面环山，前临深沟的煤窑，地形十分的隐蔽，后被国民党军统改为监狱。高墙围成前后两个院子，墙外设有六个岗楼和一个机关枪阵地。这里曾关押过数百名革命者，他们在敌人的监视、严刑、威逼和利诱下，不屈不饶地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令人愤怒的是：当革命的枪声已经逼近，志士们即将摆脱牢狱的苦难，走向自由、迎接胜利的时候，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屠杀却让他们倒在了血泊之中。那时几百人的生命！此情此景，你会深深地感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你要继承他们的遗志，要奋勇前行！
大足石刻是重庆景观的骄傲，这里的造像堪称与我去过的莫高窟媲美。这个自唐朝开始历时二百五十余年建造的石雕群，规模实在太大，精湛的作品实在太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根本无法一一去品味，只在北山和宝顶山几处有代表性的造像前快速的拍照；想象着古人的信仰、聪明和才智。至今，我还珍藏着那张与‘大睡佛’的合影。当晚吃过饭，同学们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我因不善与此便和王科俊留在宾馆聊天。这位重庆发行所的副经理也曾是当年的‘知情’，他身材魁梧，性格刚毅，满脑的点子。说真的，我从心底里佩服这帮‘老插’。虽然命运让他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广阔的天地、艰苦的乡村和农场却锻炼了他们坚强的品格和对生活的珍惜，使他们成为各个行业的精英。我们聊到很晚。当然，我们聊的更多的还是书店的工作。那时我们都在为书店的未来感到担忧：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打破了新华书店的行业垄断，出版社自办发行让我们失去了价格的优势。如何向前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关心书店的人的课题？服务、服务、还是服务！我们只有用优质的服务参与这场激烈竞争，也许我们还会活的长久。这是我俩当时的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我和广西区店兰双秋的‘友谊’。老早就听华南说他们班里小兰的业务素质很高，有意与她结识，可心里总是怪怪的：想是正常的交往，可心里却感觉有股春天的骚动。几次难得的独自散步，总能在路上遇见她；身着粉色的毛衣，灰色的长裙；瘦小的身材，脚步十分的轻盈；精心修饰的短发垂落在一张俊脸的两侧，高高隆起的颧骨和深邃的眼窝显示着壮族女性的特质。我在看她，她也在望我，四目相对，闪着着期待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害羞地沉默下去，一次、两次、三次，终归没有半句的言语。在培训班精心评选并结集成册的论文当中小兰赢得了头筹，而我却紧紧地落在了她的后面。想不到，这位弱小的女子竟然写出了男人气概的文章，实在令人折服！一年以后，小兰成为区店批销中心经理，经常来京出差，我们终于有了相见的机会。回顾当初的相互顾盼，彼此果然蕴含着相思之情；真是相见恨晚！至今我们还保持着非常‘亲密’的联系。
都说想见容易别时难。在我即将返京的时候，我才深深地领会这句话的含义。傍晚五点，天气还是那样灰蒙蒙的；送站的车子已经停在重庆发行所的门口。周勇帮我背着行李。“辛苦了，有机会到北京去玩，”我拍着他的肩膀，脚步却越来越慢。同学们都来送行，本想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可是不行。刚刚伸出去的手，却无法进一步行动。见到他们依依不舍的眼神，我的心忽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酸楚，眼泪不禁流淌了出来。我急忙转向一个角落，想掩饰内心的激动；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哭呢？一个大男人！可眼泪还是无法止住，甚至带出了哭声，我蹲下身来。“走吧，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是小兰和李晓玲哭着把我强拉起来，送我走完这段沉痛的历程。当时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徘徊。我想，语言是无法表达人们离别时的心情，只有无言的落泪才足以把内心的痛苦揭露出来。我爱你们――我的培训班的同学们！
回到北京，我收到了许多同学的来信。他们为我不能一起去峨眉感到遗憾，说在那里他们玩的十分开心；并邀请我到他们各自所在的城市去观光。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在回复给他们的信中，我曾这样写到：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郁达夫说：“倘若能将这故都的秋留住，我愿将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一个零头。”不知你们何时能来，我何时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