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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被我打得不省人事。我弄来一桶水泼在他身上，又去卫生间里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后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声不吭。我看见他的一只眼肿得跟烂桃似的，鼻梁骨也给打断了。他到了门口，转身对我说：“你等着，臭王八蛋！”
我想那意思是说，他会拿了枪回来。我马上叫来两个人，让他们去把我的手枪取来。
我坐在那里等弗兰克，一边琢磨，这事本来我占理儿，因为他背地里坑我。现在倒好，他成对的，我成错的了。如果闹到公堂上，挨审挨罚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又想这老小子是不是设下套子存心让我揍他。
过了一个钟头，弗兰克没有回来，反而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OK。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事忘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同意了。可过后一转念，我要是什么都不说，他还会照样偷钱去赌博，那我不更糟了吗？
我找到安东尼·本德尔，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那咱们这么办，”安东尼说，“我什么都不说。如果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再去找弗兰克，说：‘我正想和你谈谈。约瑟夫已经都告诉我了。’”
几天后，安东尼打电话来，说：“弗兰克告你打他，你俩得对簿公堂。还是老地方，新泽西的公爵餐厅。时间我到时候通知你。”
自从高利贷那段公案以后，我和安东尼一直有点不对付。如今要指着他跟我上堂，心里头不免忐忑。安东尼有一心腹小厮，是我介绍进“科沙·诺斯卓”的。他告诉我说安东尼这一次很认真地替我在各处周旋，“算你走运，弗兰克没什么人缘。”
我当时只求弗兰克的不法行为可以抵消一点我的罪过，但后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弗兰克的纵队长身体不好，所以升堂的日子一再延期。到后来，他们家族的二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决定代替纵队长上堂。
我要好好地跟你聊聊这个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他就是后来纽约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他的姓氏太长了，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阿尔伯特·A，或者“疯狂汉”——那是他的绰号。阿尔伯特家住新泽西，一幢用高墙围起来的巨宅。当时纽约的码头全是他的。他还在警方那里挂了好几起人命案——就是没有证据。“科沙·诺斯卓”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容易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家伙，也是一个野性十足的杀人狂，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杀、杀、杀。如果有人跟他说谁谁谁有什么不好，他马上就说：“废了他，废了他！”谁知道这个疯子会在公堂上胡说八道些什么。
…………
我一进公爵餐厅就有点不自在，他们告诉我维克多·靳诺万斯正在二楼一间雅座里。
安东尼·本德尔特别关照我说：“记住了，阿尔伯特·A说话的时候千万别插嘴，你知道他那德性。所以看在耶稣的份上，一定管住你的舌头。”
阿尔伯特果然疯狂，也不管那么多在场的法官们，就自顾自地断起案来。他一上来就冲着我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在‘科沙·诺斯卓’呆了0年，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我刚想解释，说：“阿尔伯特，我——”
“闭嘴。我说过了，戒律就是戒律。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目无组织？你知不知道像你这么干可能会引起战争？”
“但是，阿尔伯特，他在背地里坑我，他挪用了1.8万多美元。”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本来是对的，一犯戒律就成错的了。”
弗兰克·露其亚诺赶快插嘴替自己申辩，结果招来阿尔伯特一顿臭骂。等骂够了，阿尔伯特·A问他：“店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一塌糊涂。”
“为什么会一塌糊涂？”也不等弗兰克回答，阿尔伯特又接着说，“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得好好感谢约瑟夫没有废了你。好了，咱们这么办。你俩搞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再合作了。我裁定，店归约瑟夫。弗兰克，你的份额是多少？”
“1.5万美元。”
“阿尔伯特，”我说，“我不会付他一万五的。他偷了那么多的钱。”
“我知道，”阿尔伯特说，“没人让你付1.5万。给他500美元，店就是你的了。”
弗兰克嚷嚷不公平，阿尔伯特打断他说：“弗兰克，我已经决定了。一句话，这500你要不要，不要拉倒。”
“阿尔伯特，”我又说，“还有酒牌，是安东尼的名字，你知道，弗兰克的儿子。没有营酒牌照那店一钱不值。”
“哦，对了，我怎么忘了那茬儿。从现在起，弗兰克，你保证你儿子的牌照天天挂在店堂里。只要那店还在，牌照就得在。只要约瑟夫想要，牌照就得在。记住我说的话，出了什么差错我拿你是问。”
“疯狂汉”阿尔伯特·A说罢扬长而去。弗兰克问我：“什么时候给我钱？”
“让我先查查账，有剩下的先给你，没有你就等着。从现在起，别再在我跟前晃荡，每次看见你我就想揍你。”
我旋即上楼拜见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嗨，老板，”我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真高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
“我感觉也不错。梅尔卓和孩子都好吗？”
“他们很好。”
“你呢？”
“这不，刚过完堂。”
“我知道。怎么样？”
“挺好的，都解决了。”
“你缺钱吗？”
“那混蛋把店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他挪用了1.8万到万美元。谁知道，也许我在周转上会有点麻烦。”
“听见了吗？”维克多对雅座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要多少都借给他。”
后来我知道，他对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这是他笼络人心，重新为自己塑造老板形象的措施之一。其实弗兰克·科斯蒂罗倒不是个问题，他本来就不管事。但是他帮助好多人挣了钱，所以家族内外不少的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老板，他还因此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首相”的称号。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被警方送去了意大利，突然之间又出现在哈瓦那，持意大利护照和古巴绿卡。他在意大利是一回事，在哈瓦那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是美国的后院。我记得有一阵子，“科沙·诺斯卓”各家族的老板们成天在美国本土和那个岛国之间飞来飞去。查理在古巴到处投资，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他留下。后来听说是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威胁禁运给古巴的药品，哈瓦那方面才又把他送回了拿玻里。
…………
1950年，梅尔卓想要买房子，搬到郊区去。维克多·靳诺万斯知道后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住在郊区和住在城里大不一样。要搞好邻里间的关系，让大家都喜欢你。绝对不可以欺负任何人，绝对不可以骚扰姑娘们。适当地给童子军和其他慈善机构一些捐助，可能的话，最好每周去教堂……”
梅尔卓在扬克斯看好一栋房子，要我去看看。我说只要她喜欢就行了。她说那房子标价.8万美元，我给了她5000付头款。
这时候，我儿子中学毕业了。那是纽约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叫圣迈克山庄中学，我记得每年学费1600～1800美元。唐纳德一直住校，节假日才回家。我想让他远离布郎克斯的街道，远离我生活的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过一种完完全全不同的日子。
他毕业了，我问他还想不想念书，他说不想，想工作。先说喜欢修汽车，干了一阵子干不好，我就给他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不想告诉你们那是份什么样的工作，总之，他可以干一辈子，而且他一直干得不错。唐纳德结婚早，我在扬克斯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一栋三居室的房子。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亲信，威利·默尔蒂，曾经在彩券上帮过约瑟夫·瓦拉奇，现在却成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第一个目标。威利自己也有点问题，和芝加哥的阿尔芬斯·卡普利一样，他患三期梅毒，已经影响到脑功能，时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维克多便在“科沙·诺斯卓”各家族成员中制造舆论，说：“威利自己脑子出了毛病，那就怨不得别人了。如果明天我不行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做掉，免得败坏了‘我们的事业’。”维克多的想法得到了老板“委员会”的认同。
处决威利·默尔蒂的合同是“开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人选，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各家族成员无论是谁，只要逮着机会就可以做掉他。结果，这个机会落到了瓦拉奇的老朋友、“科沙·诺斯卓”当时的新成员约翰·罗伯兹的头上。约翰早年曾与瓦拉奇联手放过贷，最近刚加入到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据新泽西州警署档案记载：1951年10月4日，上午11点左右，威利·默尔蒂被发现死于克立夫赛公园市帕里沙芷大道79号的约瑟夫餐馆，死因：头部两处枪伤。案发之前，餐馆里有三名男性白人顾客，其中一人坐在吧台，另外两人坐在近旁一张餐桌上。坐在吧台者——后来有证人指认其为约翰·罗伯兹——离开餐馆，很快与被害人威利·默尔蒂一起进来，并向另外两人介绍被害人。当时现场的其他人员只有餐馆的老板娘和一位女招待，她们一起进到厨房，在那里听见枪声，出来看时威利·默尔蒂已中弹倒地，其余三位顾客均已逃离……指认约翰·罗伯兹的证人为该女招待，虽然她“不是特别肯定”……被传讯的其他证人包括……约瑟夫·瓦拉奇……195年6月，约翰·罗伯兹因威利·默尔蒂谋杀一案被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撤诉。）
六年后，1958年9月7日，约翰·罗伯兹死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内斗。
接下来，维克多·靳诺万斯下令谋杀了路琪赛家族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即本文一开头那段“瓦拉奇的合同”。契亚尼尼尸骨未寒，瓦拉奇又接到一份新合同。这一次，是由维克多·靳诺万斯亲自出马。
就在维克多稳稳当当地坐上老板位置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尴尬的“家务事”。195年1月，靳诺万斯夫人安娜离家出走，继而提出离婚诉讼。多年前，安娜曾经是露其亚诺家族一位纵队长的妻子，维克多费了不少劲，秘密而巧妙地干掉了她的丈夫，方才将安娜弄到手。家族里的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和警方一样，没有证据。公平地说，维克多·靳诺万斯一直深爱着安娜。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曾委托一位好友兼合伙人斯蒂文·弗朗西照顾他的太太。安娜提出离婚后，维克多迁怒于斯蒂文，认为由于斯蒂文的不尽心尽力，致使安娜与他生分了。
195年6月初，安东尼·本德尔请瓦拉奇到一家高级餐厅品尝小牛排时，向他转达了维克多的指示。安东尼说斯蒂文·弗朗西是警方的“线人”，只字未提靳诺万斯家的“家丑”。“每天晚上打烊后，你留在‘丽都’等我的电话。”安东尼对瓦拉奇说。
我从0年代就认识了斯蒂文·弗朗西，但他从没来过“丽都”，所以维克多们安排在我这里下手。安东尼告诉我说，还有两个人是我在执行契亚尼尼合同时起用的派特·帕咖诺和费奥利·赛亚诺。
每天晚上——一共有16个晚上——我接到的电话指令都是“回家”。这一天，安东尼在电话上说：“等着。”
我起身查看所有的门窗是否都已经从里面闩好，再把窗帘都给放下来，然后就坐在那里等。凌晨4点刚过，我听见敲门声，是派特和费奥利，还有斯蒂文·弗朗西。斯蒂文已经有些醉了。“嗨，约瑟夫，”派特说，“我们带斯蒂文来看看你的店。”
我调了几杯酒，跟他们谈谈“丽都”，带他们在店堂里各处转转，最后到了厨房，那就是斯蒂文的丧身之地了。斯蒂文是个小老头儿，人高马大的派特从背后用胳膊夹住他的脖子，使他动弹不得。费奥利用拳头猛击他的嘴和肚子。
…………
我守在厨房的门口，看见派特一松手，斯蒂文就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两个“毛孩子”开始用链条勒他的脖子。斯蒂文抽搐了一下，派特就用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前后一共只有几分钟。
约摸半小时后，瓦拉奇溜出“丽都”的前门，四下里张望没有动静，便钻进斯蒂文·弗朗西的车里点火。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派特和费奥利架着斯蒂文出来，看上去就好像老头儿喝醉了酒似的。瓦拉奇从车上下来，看着两个“毛孩子”把斯蒂文的尸体放在后排坐好，然后开车往曼哈顿方向驶去。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年6月19日，上午9点55分，有人在东7道164号前停放的一辆车的后座上发现一具成年男性白人尸体。死者系被缢窒息身亡，其面部及胸腹部多处受伤，左胸骨折。据查，死者为斯蒂文·弗朗西，58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中央广场1777号。该车辆亦注册于死者名下。）
195年11月中旬的一天，安东尼·本德尔跟我说，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从意大利回来了，是被联邦毒品局派回来当内奸的。我一听就跳了起来，说：“我不管豁嘴是内奸还是外奸，这种屁事别再来找我，让路琪赛家族的人自己去处理。我不想又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就像契亚尼尼合同一样。”
“没人说要你接合同，”安东尼说，“但是他准保会来找你，对不对？等他来了你就通知我。他肯定会给你编一些故事，他如何偷偷地混上船，如何乘人不备跳了下来。你只要记住一点，和他说话的时候千万当心，他可能揣了录音机。”
安东尼走了以后，我的情绪坏极了。我觉得好像自从维克多·靳诺万斯回到美国，我们就在不断地出事。以前跟着弗兰克·科斯蒂罗至少还能过上几天安宁日子。现在倒好，谣言一个接一个，合同一个接一个。一眨巴眼的工夫，豁嘴又成内奸了。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人讲话，也不敢听别人讲话。有的事情你哪怕只是知道了，也会惹上一身的麻烦。
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一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豁嘴到“丽都”来了。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或者装作喝得醉醺醺的。他看见我很高兴的样子，大喊大叫地和我拥抱。我心里慌乱得不行，悄悄问他怎么还敢这么大摇大摆地到处瞎转。
“我不是瞎转。”豁嘴说，“我刚从船上下来，就跑来见你，对不对？你是我的哥儿们，对不对？我没法在意大利呆下去了，我得回来。我在那条破船上漂了整整7天，7天哪！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就这样，还愣让他们敲了000美元。”
豁嘴说，他已经约好了和露其亚诺家族的两个人见面。“我会让你们发大财的，”他附在我的耳朵上说，“我有条路子，可以搞到成吨的货。你，约瑟夫，跟我一起去一趟古巴取货。”
豁嘴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开口。好不容易瞅准一个机会，我一把掀开他的大衣，一边说：“嘿，你瘦了。”一边趁势在他身上摸索。没有录音机。我低声对他说：“豁嘴，你听我说，这个地方对你很危险。如果你要去古巴，就赶快走。”
豁嘴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又要了一杯酒，慢慢地喝完了。临走时跟我说：“别忘了我们约好的事。我过两天再和你联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豁嘴。
我等了一个钟头才打电话给安东尼·本德尔：“他来过了。”
“还在‘丽都’？”
“不，走了。”
“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我说过，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瓜葛。”
“他说去哪儿了吗？”
“没有。”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就是你告诉我他要说的那些话。”
1月的一个晚上，生意很清淡，我们提前打烊回家。早晨5点半，梅尔卓把我叫醒，她的身边站着两名警探。其中一个说：“你太太告诉我们你到家的时候是点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有客人。怎么了？”
“你的朋友派特利里被人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年1月9日，凌晨点50分，三名戴墨镜、不明身份的白人男子突然持枪闯入位于布郎克斯东18道64号的一家烧烤店，当场开枪击毙多米尼克·派特利里，绰号豁嘴，男，白人，44岁。）
瓦拉奇后来听人说，那天晚上，豁嘴去的是烧烤店里的一个牌局。三名杀手进去时，他已经赢了100多美元。豁嘴抬头看了一眼便拔腿朝洗手间跑，大概是想从那里的窗户翻出去，但是被那三名枪手堵在了墙角，“脑浆都给打出来了”。还有人说，牌客们当即四下里逃散。其中一人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又跑回来掏走了豁嘴衣袋里的钱。
三名杀手都是路琪赛家族的人。“虽然我后来终于相信了豁嘴确实是‘线人’，”瓦拉奇说，“但我也绝对不会对他下手。在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出事那天，要不是他拉着我去布鲁克林，我恐怕早玩完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整个圣诞节我什么都没干，成天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实际上，“科沙·诺斯卓”的上层是严格禁止其成员参与毒品走私的，这是当年弗兰克·科斯蒂罗立下的规矩，因为联邦毒品局和警方对这种事都查得非常严。“科沙·诺斯卓”内部征收一种“人头税”，每人每月缴纳5美元，用于其成员被捕后聘请律师和赡养家属。像瓦拉奇所属的露其亚诺家族一共有450多人，每年的“人头税”数额相当可观，达十几万美元。根据内部的毒品禁令，凡因贩毒被捕者皆不得享用这笔“公款”。但毒品带来的暴利常常使人利令智昏，有的老板虽然也三令五申不许下属走私毒品，不过只要让他提几分成，他便睁一眼闭一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