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柏杨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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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刘邦,被项羽强大凌厉的战力慑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弃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婴同乘一辆小车,悄悄溜出北门,北渡黄河,到达韩信、张耳统帅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有东西二城,东城称小修武,西城称大修武),不声不响,投宿一家客栈。凌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节,驰入统帅部。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即直接闯到卧室,夺取韩信、张耳的印信(在中国,印信占极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没有了印信,就等于孙悟空没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须像保护性命一样地保护他的印信。而罢黜一个君王时,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他的印信),用该项印信,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调动他们的职务或工作。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来的不是汉王的使节,而是汉王本人,吓了一跳。刘邦既取得两人的部队,即命张耳巡行各地,加强故赵王国土地的战备。擢升韩信当宰相(相国),率领没有随着张耳出发的赵国部队,向东攻击齐王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陷落,成皋出奔,刘邦不回关中(陕西省中部),却直投韩信张耳大营。像小偷一样,悄悄溜进小修武,提心吊胆过了一夜。史书虽没有记载,我们可推想,他跟夏侯婴一定有一种忧虑和恐惧:万一韩信和张耳不肯买账,紧握军权不放,他们可是死路一条。魏无忌先生手拿国王兵符,带有随从宾客,晋鄙还拒绝交出军队。刘邦和夏侯婴,不过落荒而逃的两个光棍,韩信张耳把他们宰掉,而自己称王,跟宰掉两条丧家之犬没有分别。即令不宰,把两位软禁大营,假传刘邦命令,还可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刘邦出生入死得来的江山,将全部滑入韩信张耳之手。

    刘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韩信张耳的效忠上,假使当天晚上就投入大营,一夜之间,足够酿成背叛密谋。所以必须一直等到夺取元帅印信,重新调整军官职务之后,才敢确信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别人教导不出来的应变能力,反应疾如闪电。接着仍授权张耳负责赵军,并擢升韩信当宰相,使他们虽然军权被夺,却不以为意,而仍死心塌地。无疑的,刘邦是一个政治天才。

    纪元前203年,西楚总参谋长(大司马)曹咎镇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汉军屡次挑战,曹咎都不作反应。汉军使用心战,在城外对项羽以及西楚官员百般诟骂,肆意侮辱。几天下来,曹咎气得发抖,忘了项羽“不准攻击”的吩咐,大开东门,渡汜水(汜水流经汜水镇东门)出战,大军刚渡过一半,汉军迎头痛击,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刻崩溃,成皋陷落。西楚储存的金银财宝,全到汉军之手。曹咎跟司马欣,在汜水河畔,双双自刎。刘邦遂从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东城)南下,渡过黄河,再入成皋,把重兵进驻广武(河南省荥阳县北),接近敖仓粮库。

    西楚王国(项羽)跟汉王国(刘邦)血战五年,西楚一直居于主动,占尽优势。前203年的成皋战役,是一个转捩点。成皋一失,敖仓不保,敖仓不保,西楚开始缺粮。即令钢铁部队,一旦“乏食”便只有破败。长平战役(参考前260年),秦王国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饥饿。现在,饥饿抓住项羽。

    成皋陷落,由于曹咎这个蠢货之不能忍。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伊索寓言上介绍过一只螃蟹,当钓竿敲打它时,它立刻愤怒地把它钳住,死也不放。这种刚愎暴戾人物,当一个码头小流氓,已到顶端,当一个领袖——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曹咎就是榜样。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了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纪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被汉王刘邦的军队击溃。项羽向南逃亡,抵达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20公里乌江镇),自刎而死。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纪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项羽后,各封国国王,一齐上书刘邦,拥护他当皇帝。刘邦遂在汜水(发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黄河)北岸,筑坛登极(一任高祖),妻吕雉本称王后,改称皇后,子刘盈本称太子,改称皇太子。追尊娘亲刘老太婆当昭灵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20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刘邦写下的这个剧本,遂永远被奉为经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学派刻意的丑化之下,被当做一个有百非而无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场,以及全部有利于专制行为的法令规章,却被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脑继承,受到儒家学派的肯定,没有任何抵制。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西楚王国(项羽)将领季布,战场上曾经数度追逐刘邦,使刘邦受到很大的惊恐和羞辱。项羽死后,刘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担任宫廷禁卫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详)也是项羽的将领,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战时(参考前205年),他追捕刘邦,马蹄到处,短兵器已可刺及,刘邦情急,向丁公乞怜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项羽覆亡,丁公晋谒。刘邦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诛杀。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曰:“刘邦从丰沛起兵,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完,等到登极称帝,却只有丁公受到惩罚,什么原因?因为进取跟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转战疆场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杀一个人使千万人恐惧,刘邦的谋略,岂不深远?子孙们享受天子权位400余年,理应如此。”

    刘邦杀丁公,是一种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严重忘恩负义,不过三流权术,目的只在阻吓“后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没有多久,陈nb572就向丁公看齐,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齐!而刘邦反而巴不得陈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丁公。数千年来,丁公这类人物,多到动用电脑都数不完,司马光太高估了杀丁公的效果。刘邦的子孙当皇帝400余年,另有原因,任何专制帝王或任何独裁头目,都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政治情势的发展。刘邦刚翘了辫子,便出现了吕家班局面,杀丁公的效应哪里去了?

    张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从跟随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之后,就沉迷在玄虚的巫术里,每天静坐,使全身气息运转,不再吃饭,而只吃一种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门。他说:“我们张家,几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韩王国亡后,我变卖价值黄金24万两的家产,向秦王国报仇,曾引起天下震动(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参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劳,被尊为帝王的师傅,封一万户侯爵,这是一个平民最高的极限,对我而言,已十分满足。目前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烦扰世界,追随赤松子先生,遨游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时代的神仙。神农氏时,曾担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马光曰:“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过虚话。然而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功勋和名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关节。诚如刘邦所称道的,西汉王朝开创基业的英雄,不过‘三杰’。然而,韩信全族屠灭(参考前196年),萧何投入监牢(参考前195年),岂不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到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榜样。”

    司马光对张良晚年的怪诞行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们同意,以张良的聪明智慧,当然了解神仙并不存在。只不过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开河。但司马光认为韩信和萧何的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却远离事实。什么叫巅峰?侯爵是不是巅峰?王爵是不是巅峰?刘邦已经封王,还不满足,喋血上爬,为什么没有杀头坐牢?不但没有杀头坐牢,反而当上皇帝,好不威风。这已足够说明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并不是招祸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政体,钢铁般坚固的外貌,强有力的野心家随时都可能把它摧毁,不像民主政治那么有丰富的弹性。掌握权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来防止叛变。每一个有能力或每一个有影响力、受到人民爱戴,以及有大功劳,军权、政权在手的人,都是潜在的仇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会被排除。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过于制造冤狱。韩信和萧何所受到的,不过一场大冤狱和一场小冤狱而已。韩信可能还有不收敛之处。萧何自始至终,都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没有“不知道停止”的行为,也难逃此劫。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叫你不停止进取?谁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257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纪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色。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

    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解围后,刘邦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何兴建的未央宫落成(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圆四公里),壮丽豪华。刘邦大发脾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还没有平定,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仍不知道结局是成是败,你却盖这么奢侈的宫殿?”(刘邦一直没有安全感,正是谋杀功臣的心理状态。)萧何说:“当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宫殿简陋一点,还可将就。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假如不够壮丽豪华,便不能显示威严。另外有层意思,就是使后世感到不必再有什么增加,也可节省民力。”刘邦才转为高兴。

    司马光曰:“圣贤君王,仁义就是华丽,道德就是威严,从来没有听说靠雄伟宫殿来镇服天下的。天下仍没有平定,更应当特别节约,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却第一个先盖宫殿,岂知道先后轻重?从前姒文命(禹)住处简单,而姒履癸(桀)却兴建寝宫。祖先创业时,励行节俭,用以教训子孙,到了后来,子孙还流于奢侈淫靡,何况一开始就过分奢侈?而竟然说,使后世无法再去增添,可谓荒唐。于是,到了刘彻(七任武帝),终于因大兴宫殿而使人民疲惫,未必不是由于萧何这个开端!”

    大乱之后,立即为君王修建豪华宫殿,使人扼腕。然而,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稍微过得去,还要买栋新屋,布置新房。皇帝大权在握,扩张住处,正是人之常情。传统知识分子对皇帝兴筑宫殿,十分敏感,史书上频频记载反对的言论,目的虽然是盼望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也显示它太不切实际。太不切实际的理念,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结果简单阴暗的建筑物,直到今天仍挤满每个角落。

    娄敬的远见

    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单于(二任)栾提冒顿,不断攻击中国北方边境,刘邦十分忧虑,征求娄敬的意见。娄敬说:“天下刚刚安定,无论人民和战士,都筋疲力尽,所以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他们的念头。栾提冒顿杀死老爹,把一群庶母当做妻子,这种人,用仁义说服他也不可能,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把眼光放到未来,使栾提冒顿的子孙,向中国屈服。可是,恐怕陛下办不到。”刘邦说:“说出来听听。”娄敬说:“假使陛下能把嫡长公主(鲁元公主,当时正是赵王张敖的妻子)嫁给栾提冒顿当老婆,送上一份丰富豪华的嫁妆,栾提冒顿这家伙眼皮薄,嫡长公主既是中国皇帝之女,有一个大富大贵的娘家,保证一定立她当皇后(阏氏)。好啦,她生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陛下每年过节,把中国过剩而匈奴所缺少的东西,派使节送去,馈赠问安,乘势命一些能言善道有教养的人,常去教导或暗示一些女婿对岳父的礼节。栾提冒顿活着的时候,他是女婿,一旦死亡,陛下的外孙继任单于(君王),谁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对抗?这样做,可以不必经过战争,就使匈奴汗国顺服。可是,我必须警告,要嫁就得嫁嫡长公主。假如胡乱找一位普通的皇族女儿,或者在皇宫里随便物色一个女孩冒充,栾提冒顿一旦发觉,认为关系仍隔着一层,那可没有用处。”刘邦说:“好计谋。”就要下令送鲁元公主和亲。皇后吕雉得到消息,肝肠寸断,日夜哭泣,哀求说:“我只生一个女儿(鲁元公主)跟一个儿子(太子刘盈),你却狠心把她投到匈奴蛮荒!”刘邦的政治手段敌不过被激起的父女之情,竟作为罢论。

    娄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建议定都长安,使国家的根本稳固。而创议和亲政策,更锐利地观察到十年百年之后的外交形势。“和亲”——中国皇女下嫁给外国君王,这一次虽然没有实施,但稍后却终于实施,为国家带来海洋般的利益。

    “和亲”是一种能力,西汉王朝开始尝到和亲的美妙滋味,唐王朝简直几乎全靠和亲,才使边疆蛮族顺服。到了清王朝,和亲更成为一种秘密武器,使内外蒙古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地作中国藩属。满洲人完全执行娄敬的策略,把大批皇女嫁给蒙古王子,生下的儿子,从小就随母亲住在皇宫,不但生活习惯几乎全部中华化,而且跟外祖父(现在皇帝)、舅父(下任皇帝或亲王)、表哥表弟(再下任皇帝或亲王),玩耍在一起、读书在一起,那种浓厚的感情,使他在成年回到蒙古当权之后,跟中国关系更加密切。“和亲政策”像西游记盘丝洞的网,密不可破,在蒙古境内,自己、儿子、兄弟、侄儿,所拥有的家庭主妇,都是清王朝的皇女。日累月积,要想特立独行,连找个人商量都找不到。

    只有宋王朝和明王朝在儒家僵固头脑压力之下,丧失了和亲能力,认为把皇女嫁给蛮族,是一项侮辱。文既不肯和亲,武又怎么打都打不过,结局大家共知:国土日缩,人民日苦,而终于覆灭沦亡,皇女成了婢女,不得不给蛮族当奴,备受凌虐。

    刘邦于击破韩王(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信后,准备继续北进,一举消灭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气酷寒,可是,身在温暖如春的晋阳宫的刘邦,却轻视这项灾难。他得到情报,匈奴汗国单于(二任)栾提冒顿正驻扎代谷(河北省蔚县)。遂决定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势,于是派出特使侦察。栾提冒顿知道西汉政府特使所负的任务,早就把精锐部队,以及肥壮的牛马,全部藏匿,使西汉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残兵跟瘠瘦的牲畜。刘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见到的据实呈报,并判断匈奴汗国不堪一击。刘邦仍不放心,再派娄敬前往,作最后观察。娄敬还没有回报,刘邦认为良机绝不可失,迫不及待地下令所有的兵力,32万人的庞大军团,向北推进。前锋刚越过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25公里),娄敬回来,警告刘邦说:“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两个国家一旦决裂,敌国一定会夸张他的强大,展示他的优点。可是,我在匈奴那里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用意十分明显,他们要引诱我们攻击,然后伏兵四起。我认为:对匈奴汗国,绝对不可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大军正向前挺进,不能停止。刘邦眼冒火星,咆哮说:“他妈的,你这个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死囚,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娄敬建议定都长安,参考前202年),今天又站在这里胡说八道,打击士气,扰乱军心,散布失败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娄敬囚禁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监狱,加上全副脚镣手铐。

    刘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力仍在后面。栾提冒顿倾全国精锐——40万骑兵,乘刘邦巡视白登(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之时,把白登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七日七夜,西汉军团完全孤立。城中和城外取不到联系,传递不出消息,得不到救援,陷落就在旦夕。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诡计,派出秘密使节,从小路找到匈奴汗国大营,晋见皇后(阏氏),送上贵重礼物。皇后对栾提冒顿说:“两国君王不应该互相围困。我们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事实上不能长久居住,而且中国皇帝有神灵保护,请你考虑!”栾提冒顿本来跟王黄,以及赵王赵利,约定日期会师,时间已到,而赵军不到。栾提冒顿怀疑赵军跟西汉军之间可能有勾结,于是趁此机会,下令解围一个城角。正好天降大雾,西汉军使节来往,没有人察觉。陈平命卫士使用强弓,弦上多加一箭,面向匈奴,保护刘邦从解围的城角悄悄溜出。

    刘邦回到平城,西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匈奴兵团完全解围,撤退回国。经过这次挫折,西汉军无法再战,也跟着班师,刘邦回到广武,特赦娄敬,对娄敬说:“我不听先生的话,竟被困在平城(白登只是平城附近一个小城,人们习惯于用大包小)。我已把前面派出的十个瞎眼特使,全部处斩!”封娄敬二千户,擢升关内侯,号建信侯(关内侯,是准侯爵,没有封号,也没有采邑)。

    陈平用什么方法,使栾提冒顿解除白登城墙一角的包围,是千古一大秘密。史书记载匈奴汗国皇后的那段话,丝毫没有说服力量。而赵军爽约,即令跟西汉军勾结,也不会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如果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解开城墙一角之围,难道优势就可恢复?胡三省说:“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礼,故秘而不传。”更属匪夷所思,史书上斑斑可考的诡诈血腥,诸如刘邦要喝他爹的肉汤,难道不失中国之“礼”?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内容,但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地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否则,匈奴不会平空网开一面。

    然而,刘邦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在白登之役后,了解自己力量有限,不急图报复,又向娄敬当面道歉,厚加酬报。比起以后历史显示的,像杨广在边疆丢脸之后,力求争回面子,为全国人民以及为他的王朝,带来死亡(参考614年)。像袁绍,当田丰劝他不可攻击敌人时,他跟刘邦囚禁娄敬一样,囚禁田丰,然而兵败之后,袁绍却老羞成怒,把田丰处决(参考200年)。刘邦,固一代英豪,使人击掌。

    刘邦既不能强嫁亲女,于是物色一位民间的女子,宣称她就是嫡长公主,隆重地送到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作单于(二任)栾提冒顿的妻子。派娄敬护送,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司马光曰:“娄敬完全了解栾提冒顿的凶暴残忍,不可以用仁义感化,却主张跟他结成姻亲,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骨肉间的恩情,高贵卑贱间的区别,只有仁义的人才能知道,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手段去使栾提冒顿屈服?古代君王统治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的。栾提冒顿把他的亲爹都当成禽兽,活活射杀,对于岳父,岂看在眼里?娄敬的谋略,太不严密。何况鲁元公主已是赵国(张敖)的王后,怎么能再嫁给匈奴单于?”

    正因为对手残暴,才改用婚姻手段,怎么会有矛盾?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骨肉之情和尊卑之分,可谓天下第一奇谈,野蛮人跟文明人一样地爱护他们的儿女,尊敬他们的父兄,爱和敬不是某一个阶层人士的专利,司马光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抹杀事实。娄敬已讲得明明白白:嫁出皇女,不是改造栾提冒顿,而是把效果放在栾提冒顿的子子孙孙,这正是可贵的远见。司马光却缠住栾提冒顿本人不放。娄敬是“和亲政策”的发明人,在娄敬之前,司马光固没有听说过,但在娄敬之后,西汉王朝跟唐王朝和亲政策获得的丰富成果,资治通鉴记载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又都经司马光字字寓目,怎么忽然间咬牙发誓说:“从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

    宋王朝拒绝和亲的错误决策,已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司马光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大言不惭地说:“对于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宋王朝时的蛮族契丹和西夏,始终威胁中国生存。司马光也当过宰相,他为什么不用恩德怀柔,又为什么不用武力镇压?敌人,能击败他时击败他,不能击败他时只有和解——和亲是和解的方式之一。宋王朝就坏在战既不能战,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人们所听的,全是些慷慨激昂、掷地有金石声的隧道声音,为害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