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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再拿刀去跟卓玛睡觉。
当我觉得身上没有了烟花女人味道后，便去庙里看喇嘛舅舅。他告诉我，不愿永远寄住在别人的庙子里，已经做好出门云游的准备，只等选一个好日子，就可以上路四处云游了。舅舅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听了我的话，他的眼里出现了悠远缥缈的神情，说恶龙已经降服，现在，该他出去寻找灵魂的家了。
我想把和韩月分手的事告诉他，没想到他却先开口了，说：“韩月来看过我，说她也想离开这里，回家乡去。”舅舅叹口气说：“你们这些人，没有懂得爱就去爱了。就只能是这个结果了。只能是这个结果。”舅舅是三天后一个雨后初晴的午后走的。我送他走了好长一段。路边草丛和树木上，都有露水在重新露脸的太阳下闪闪发光。舅舅和他的毛驴转过山口时，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这情景使这一向都有些沉重的我，立即就感到轻松了。从山口回城的路上一直都在唱歌。晚上，我一个人把许久不唱的家乡民歌都哼了一遍。
过了几天，韩月来了电话，约我中午在车站见面。
我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去了。她正站在车站门口等我，身边放着的，还是那只大大的皮箱。她说想来想去，只有我能代表这么些年莫名其妙的日子送送她。还要半个小时车才开，我要了两杯咖啡。我说：“其实，你也可以不走。”“谢谢你。但我看你也该离开这里。”她说“我这辈子犯了不少错误，但还来得及干点事情。你也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以我现在的心境，事业啊，爱情啊，听起来都有些渺茫，或者说非常渺茫。在我们这个地方，好多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连每天顺着山谷吹来的风，方向与时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不，午后刚过一点，风就从西北边的山口吹来了。作为这股定时风前驱的，总是几股不大的旋风。旋风威武地在街上行进，把纸屑和尘土绞起来，四处挥洒。就在这尘土飞扬的时候，开车铃声响了。她掏出签了字的离婚申请书，要我把离婚证办了。我这才意识到她还是我合法的妻子，我还有权决定她的去留。但她已经上车了，面孔在脏污的车窗后面模模糊糊。午后定时而起的风卷起大片尘土，把远去的车子遮住了。这是一个青山绿水间的小城，河里的流水清澈见底，山坡上的树木波浪般起伏，但城里的街道上，却像沙漠一样飞扬着尘土。尘土遮住了视线，使我看不见远去的长途汽车，看不见正在消逝的过去的生命。尘土飞进眼里，我用眼泪把它们冲刷出来。
风又准时停了。
面前的咖啡扑满了尘土，我把两杯苦涩的被玷污的饮料留在那里，走出了车站。
就在这会儿，我体会到一个像韩月那样从大地方来的人，第一次走出这车站是个什么样的心情了。眼前，那么大的风也没有打扫干净的街道躺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种晦暗金属的明亮光芒，同时也一览无余地显示出了这个小城的全部格局，让人产生无处可去的感觉。
是这个杂乱无章的小城，让人无法爱上我的家乡。
舅舅走了，韩月走了，刘晋藏也走了，虽然他们的目的、方向各不相同。好吧，好吧，有一天，我也要离开这里，到个更有活力，到个街上没有这么肮脏的地方。当然，我也不能说走就走。要等到韩月到了她要去的地方，等我办了离婚证，给她寄去，还给她自由才走。我还要回老家去看看，拍几张照片作为纪念。我就带着这些念头直接去单位。科长在我名下画了一个圈，表示我在正常上班。除此之外，一个科室里的人就再没有什么事可干。大家都走得很早，我意识到这是周末了，我却再也用不着急忙回家了。
回到家里，无事可干。我便把刀子们翻出来，看了一遍，并没有感到收藏家的快乐。我又到河边公园，从跟我睡过觉的卓玛手里把那把刀也赎回来了，我花了整整两千块钱。
晚上，我梦见了她，我曾经的韩月。她在梦里对我说，过去的旧情人叫她再次心动，并不是因为他好，而是日子太平常，他身上至少有周围男人都没有的狂热与活力。
为了这个，我也要再等上几天，才去办离婚手续，或许，她还会在梦里告诉我点什么。
刘晋藏还没有来电话，而分手的时候，我们彼此确认将是终生的朋友时，他说了，卖刀的事情有了眉目，就要给我来电话。打开电视，正在说严打的深入开展。我突然觉得这斗争和刘晋藏会有所联系，并开始为他担心了。
这时，一个陌生人找到我门上。
他说：“我终于找到父亲了。”看我莫名其妙的样子，他说：“我父亲是铁匠，我在你们村子里找到了他！”天哪！想想这些日子发生了多少事情吧！我喜欢这些日子，它至少打破了平淡无聊日子上的沉闷！
他十分急切地催我上路了。到了村子里，我才知道，铁匠病得很重了。更要命的是，铁匠终于等到了他的儿子，但却不能开口讲话了。我告诉铁匠，儿子跟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铁匠笑了。他的肉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心灵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把儿子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就这样慢慢睡着了。
我和他儿子来到屋外，风从深潭那边吹过来，带来了秋天最初的凉意。就在宽大的门廊上，我看到他儿子流下了热泪。他说：“我来晚了。为什么找了这么久，才在这近在咫尺的地方找到他？”望着不远处壁立的红色悬崖，我指给他看那条没有了脑袋的黑龙，给他讲了那把宝刀出世的故事。是的，就在我讲着不久前曾经亲历的事情时，自己的感觉都是在转述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我听着自己越来越没有说服力的声音在风中散开，以为他绝对不会相信。但他却相信，说是在城里就已经听说这么件事情了，只是没有这么详细罢了。我还和他一起去看了铁匠铺。夏天的风雨，已经使这个小小的木头房子完全倒塌了。他的儿子也是国家干部，再不会学习铁匠手艺了。
他说：“没想到，只赶上了给亲生父亲送终。”我说：“你不会怪我吧？”“我为什么要怪你？”“要不是那把刀，你父亲不会这样。我喇嘛舅舅说的，宝刀不该在这时出世，铁匠是遭到天谴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希望父亲多挨些时候，我要慢慢地才会真正地觉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自己和铁匠血肉上的联系。也许正是为了这个，他整整一个晚上，不吃不喝，握着老人干枯的手，坐在床前。
早上，他对我说，老人的手还很有力，他说：“真是一双铁匠的手。”听到这句话，铁匠睁开眼睛，笑了。他的脸上，又浮起了血色。看来，他是挣脱了死神的魔掌，活过来了。在早晨明亮的光线中，我看到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下午，铁匠就扶着拐杖起来走路了。
回到城里，我又到河边茶馆里把那把刀卖给了卓玛，这回，却只卖了一千五百块钱。我用这笔钱给铁匠请了一个好医生。13我的朋友刘晋藏终于来电话了。
这个人做事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先打个电话到单位上来，说是晚上再打电话到我家，有重要而又不方便说的事情告诉我。
我想，既然如此，何不晚上才打电话。
晚上，电话来了。结果是，他可能已经为宝刀找到真正的买主了。
我说：“还有假买主吗？”“真的比假的多。”电话是从海边一个城市打来的。我向来对大海心向往之，虽然没有见过一滴海水，却把电话里的电流干扰声听成海浪声了。这个电话很打了些时候。刘晋藏去了那个城市后，把宝刀弄到了一个拍卖会上，当时就有人出了二十万的高价。但他的标价还要翻一倍，当然就没有成交。但这等于就把他有一把藏式宝刀的消息向全世界收藏者发布出去了。这些日子，他都在忙着甄别买主的真假。每遇到一个买主，他就提一次价，现在，已经提到一百万了。他在电话里说这笔钱到手，就再不愿意活得飘飘荡荡了，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办什么公司。他说：“还没有想好，但你让我想想。”好一个刘晋藏，沉默了不到三分钟，就说“就搞一个公司，专门弄我们家乡山上的药材啦，野菜啦什么的，我们一起干，一百万的资产，有一半是你的。”我说：“韩月已经离开我，离开这个地方了。”他沉默了一下，又嚯嚯地笑起来，说：“放心，等我们的公司搞起来，她会回来的。”我说：“那也是回来找你。”他又嚯嚯地笑了，喊道：“我们一定要把公司先搞起来，然后，再来看谁能得到她吧？！”他说“当然，要是我没有叫那些假买主干掉的话。”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我又想起韩月在梦里对我说过刘晋藏为什么令女人心动的话了。
之后，我就再没有得到刘晋藏的任何消息。
满山的树叶变得一片金黄，在风中飞舞，韩月也没有来信告诉我她落脚在什么地方。
喇嘛舅舅作为一个云游僧人就更不会有消息了。
我回去看过铁匠两三次，他偏瘫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硬朗了。
最后一次，我是跟他儿子一同去的。铁匠看着儿子的眼神流露出无比的幸福，他儿子也告诉我，他跟父亲真正有血肉相连的感觉了。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铁匠家里。早上，铁匠突然说话了。我睡得很沉，他摇醒了我。
问：“刀子还在你手上吗？”“天哪，”我说“你说话了！找到了儿子，你又说话了。”铁匠说：“我不能说话，是受造了宝刀的过，我一说话，它就要伤害拿刀的人了。”我告诉他：“我的朋友已经带着这把刀远走高飞了。”他说：“没有人能比命运跑得更远。”离开铁匠，我马上就出发往那个城市去找刘晋藏了。我希望他已经把刀出手了，这样，他才不会为刀所伤。我想，他这半辈子，除了一些女人的青春肉体，也没有得到什么。我带上了所有储蓄，也带上了他留下来的所有的刀。我想自己也不会再回来了。走之前，我办好了离婚证，我把韩月的一份压在还放着她化妆品的梳妆台上，把钥匙交到她单位领导的手里，特别说明屋里的东西都是她的，我只取出了银行里的存款。这是我们俩最后一笔共同的积蓄了。说好是为孩子准备的教育基金。但我们没有孩子，现在又已分手了。
离开的那天早上下起了秋天里冰凉的细雨。这跟送别舅舅时不一样，这样的阴雨天，没有人会在我身影消失的地方看到彩虹。
两天汽车，到了省城，又是两天火车，我到了刘晋藏打电话的那个城市。我在每一个宾馆住一个晚上，为的是在旅客登记本上查找朋友的名字。在其中的三个宾馆，我查到过他的名字。但他都在我到达之前就离开了。其中，有两个宾馆他都没有结账。店方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说得出他名字的人就喜出望外，以为是替他付账的人来了。我只好亮亮随身的刀子，声称自己也是来追债务的，才得以脱身。
现金马上就要用完了。还没有刘晋藏的一点消息。
我在宾馆的文物商店前想出手一把刀子，都跟一个香港人谈好了价钱，却被便衣警察抓住了。在派出所里，他们叫我看管制刀具的文件。有那份文件，他们便有权没收我的刀子。
我说：“这是藏刀，我是藏族。”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又拿出一个文件，上面说，少数民族只有在本地才能佩带本民族的刀具，关于刘晋藏和宝刀，他们说，这样的事情真真假假，在这个城市里数都数不过来。他们叫我看了几张无名尸首的照片，每一张都模模糊糊，至少，我没有明白无误地认出朋友的脸。
当一个少数民族真好，不然他们不会当即就把我放了出来，只把刀子全部留下。警察打开一个带铁门的房间，扑面而来是一股铁锈味道，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刀子，可这些刀子，都非常像电视里登上审判台那些为了金钱、为了女人而杀人的罪犯一样，被某种病态的欲望匆匆造就，是铁皮或者猪皮的简陋刀鞘，嚣张而又粗糙的刀身，而我那些精致的刀子也沦落在了它们中间，我听见自己的心为之哭泣。
坐在宾馆柔软洁白的床上，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不通，又拨了一个，还是不通，很久，我才想起，这是已经远离的小城的五位数的号码。我拨这个电话是在寻找自己。我没有找到。
于是，我改拨了一个八位数的号码，这才是眼下这个大城市的号码，第一个，通了没人接；第二个，忙音；第三个，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好，这里是某某咨询中心，请问先生有什么商务上的事情，我可以帮忙。”“请帮忙找我的朋友和一把宝刀。”对方用很职业的口吻平淡地说：“对不起，先生该打心理咨询热线。”我打开比砖头还厚的电话号码簿，恍然看见密密麻麻的电话线路布满地下，像一张布满触角的大网，但网上任何一只触角上都没有了我的朋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