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的与做的

冬鸿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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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读了王力先生写给青年们的一封信,是教青年怎样写信。记忆深刻的是,他教我们写信封怎样称呼对方,比如写给父亲的信,不能写成“某某某父亲收”字样,因为信是邮递员送的,他不可能叫你的父亲也是父亲吧。王力先生说此时可以写“某某某同志收”字样。

    我是个听话的乖学生,于是在写给叔叔的信封写上了“某某某同志收”几个大字。回家的时候,叔叔把我训斥了一顿,怎么这么没礼貌,质问书是哪个地方读进去的,让我成了方圆10里的笑柄。从那以后,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不要读书,免得变成我一样的书呆子。

    长大后,学了中文专业,看到一些语言学家在呼吁——为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不要把英语字母引进文字,比如中央电视台不能说成“cctv”可是刚好说完后,他自己的文章就夹杂很多字母,像“ceo”等。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的教育。我们教孩子要拾金不昧,然而自己看到别人的钱包,在一转身间就拾起放入衣袋中,说这是无主物见者有份,窃窃欢喜今天发了个小财。我们的书本要求孩子要见义勇为,可是而今真正的危难时刻,我们都是明哲保身。

    有时弄不明白这种现象。其实,还是有句名言说得好:理论的提出者往往最先背叛理论。所以,我们说的和做的有些距离甚至相反也是不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