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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很多人,几乎所有的朋友、同事、下属,讲过这一段经历,关于一个不谙世事的我,和一个能干的潮州女人。
九四年我初到深圳,进了一家台资企业,最初是没有具体工作的。我和另外几个同时被招进公司的大学生一起,在二楼的一个姓张的女课长手下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培训,什么iso体系了,品管的七大手法了,柏拉图、鱼骨图了之类的内容,然后就被分配到不同的楼层几个比较重要的课去上班。
最初我被派去接手采购的工作,隶属五楼的专员室。原来的采购,被调去作台湾副理的助理了。在台资企业,是没有秘书这个词的,所谓助理,其实就是秘书。
我的前任,除了丢给我一堆文件之外,什么也没有交接。我也没有上司或者同事可以询问。当时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既不知道河有多宽,也不知道河水有多深。
那天去找企划课的一个人,送一份物料清单。企划课六张桌子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想留一张纸条给她,又不知道她是哪一张桌子,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一个很利落的女人走来,用有很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字咬着问我:“什么事?”
“我找黄小姐。”
“阿萍办事去了。你有什么事跟我讲。”
我迟疑地看看她,老实说,她的脸很长,眼睛细而小,嘴巴厚而大,一点儿也不漂亮。
她拿出一张纸,横平竖直地写了三个字“王来春”递给我,说:“我叫王来春。以后你有什么事,他们不在,都可以找我。”
我谢谢她,就走开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全厂人嘴里的大姐,是这家台湾厂在大陆的第一批作业员之一。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是在全厂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她带出来的人正在当课长。
而她,事后很多年,还会回忆着说:“果果,我记得你穿一件黑色情侣衫,灰色的裤子,看上去很嫩很纯,一副学生相。我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我很喜欢你的气质。”
之后我们的交往并不多。我每天忙于自己的工作,为了快一些,传递文件时,经常是跑去跑来。而我偶然看见的她,也经常左右手各抱着一部电话,大声地讲着白话或是广味国语。
后来,大姐接到调令,从企划课课长改到四楼的生产课作课长时,她对副理提了一个要求:“我要果果当我的助理。”
然后,没有等副理表态,她就叫了几个人,把我的桌子搬到她四楼的办公室,开始了工作。
从此,我做了她的助理,也就是秘书。
她并没有安排我具体的事情,只是要我事事都跟在她的后面,我也没有多问,跟着听着学着。
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每一个产品,不管是不是我们楼层负责的,她都烂熟于心,是哪个客户的,什么颜色,几根线,线有几米长,生产中最多的报废在哪里,完全不用查找资料,张口就来。所以每一次她讲话,我都认真倾听,力求能够记住,因为这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
不明白的地方,我回头还要查资料弄清楚,很快,我就也可以参与她和线长们的讨论了。
她也几乎不用电脑,甚至看都不看一眼。
她有很多的要求,要求我按照台湾企业的管理方法,设计很多种表格,做检查总结,几乎所有文件、会议记录、生产报表,全部交给我整理,自己看看然后签名。
于是,我很快学会了打繁体字,用excel做各种报表。我还设计了日报表,利用excel本身的功能,可以直接自动生成月报表和年报表,省去了很多重复的工作。
我们采用5s的方法摆放物料,所有的标记都是我用电脑打印出来的,整齐有序;
我们研究每一道工序需要的工时,发现旧的工时统计很不准确,她把统计工时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亲自上阵,学着一个一个工序做下来,了解生产的种种标准,修正不合理的部分,最后做出文件,设立了我们自己的生产标准,重新排布了生产的流程。
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到全厂最高。
那一段时间里,跟着大姐,我几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下班后,等我们检查完每一条生产线,赶到食堂的时候,已经没有菜了,米饭也只剩一个桶底。我俩就胡乱吃一点冷白饭了事。
经常,周日的早晨,她会跑来敲我的门“起来,去看看生产线。”
我便飞快穿好衣服,跟着她跑去,一直工作到夜晚。
我发现她从来不为自己申报周日的加班,于是,我也不报。
细心的她发现了,问:“果果,怎么不报加班?”
“大姐,你没有报,所以,我也不报。”
“有没有搞错。我工资高,不报没有关系。你工资低,要报的。”说完她就帮我添上了。
很奇怪,同样是打工,她却从来不肯多拿公司一分钱,甚至该拿的也不拿。这样的做法,在深圳这个城市,恐怕没有几个人。而我,在此之后,也学会了这样的做法,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
春节过后不久,大姐怀孕了。她的妊娠反应非常剧烈,别说吃饭,喝一口水也要呕吐,经常整日整夜呕吐不止,只能靠输液维持。
怀孕三个月之后,她连班都不能上了,只能卧床休息。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非常可怜。我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过一阵就好了。
她无力地笑笑,说四楼靠你了。
所有的工作,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好在,我已经比较成熟。有她的支持,线长们也很配合我。工作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这时候,台湾的经理,到大陆来检查工作,大姐提出,自己要休息一段时间,要我代替她的位置。
经理很不开心。他的计划本来是,要我们几个从二楼上来的大学生,取代原来各个课课长的位置,拥戴那位张课长做第一个大陆人副理。大姐也在被取代之列。可是没有想到,我调上来之后,竟把张课长置之脑后,成了大姐的死党。虽然可以取代大姐的位置,却不能保证拥戴张课长。
第二天,我被经理调到制工课,编辑作业指导书。这项工作原本是制工课一个小组负责的,几个人磨磨蹭蹭做了半年,什么也没有做成,现在小组也解散了,就交给了我一个人。
对于打工者,服从是第一重要,大姐很伤心。她的身体状况很差,自顾不暇,也只好由着经理了。
我开始潜心研究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工序,所有的生产标准。用我自己的手,摆出各种操作动作,拍下照片,配上准确的文字说明。
三个月之后,完成了一整集作业指导书。
然后,我递上一张辞工单,离开了那个台资厂。
我走后不到一个月,经理就被董事长炒掉了,那个张课长,也走了。
厂里叫我回头,我没有答应。
好马不吃回头草。
以后,我成了一家港资公司工程部的大佬,管着五十几个工程师。
大姐生了一个儿子,自己开了一间厂,现在已经有三千多人。
大姐经常说:“没有人帮我。”
我说:“大姐,我再去帮你吧。”
她看看我,很认真地说“你来,我们合伙还可以。要你给我打工,那不行。”
我没有资金,所以我没有去和她合伙,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合作的机会了。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甚至因为忙碌,不常联系,但是在我心里,她永远是我的大姐。
那一段小跑着跟在她身后,没有热饭吃的日子,始终是我最快乐最充实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