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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我到晋中的某县出差，在事情办完后返回的途中，当汽车路经一个小小的变电站时，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在这里下车。
我的岳母就住在离这儿二里之遥的一个小村里。我想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顺道看看老人。
此刻，是下午五点。原来就阴得很沉的天如同强忍悲痛的老人，终于憋不住就嘤嘤地哭泣了起来。这时，我才后悔没有听妻子的劝告，多穿一件衣服。面对烟雨茫茫一望无际的旷野，我只有加快步伐，以缩短在野地里淋雨的时间。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多了几间新盖的房子。实际上，房子是一个农民的最基本的财产。房子数量的多与少质量的好与差基本上可以代表一个家庭和一个村子的富裕程度。顺着那条南北走向的街，我向北边走去。在村子当街的十字路口站着五六个人，见我走来，其中的两个女人显得有点惊慌，她们中的一个向另一个使了个眼色，两人便一前一后相跟着进了临街的那个门里。那几个男人中有一个跟我爱人沾点亲，曾经到过我家几次，看见我时，客气地说，是你回来了。又朝临街的那个门说了声，快出来吧，不是派出所的人。随后又同我解释，她们还以为你是上头下来抓计划生育的干部哩。我说，叔，现在村里的计划生育抓得紧吗？叔还没有应声，旁边一个个子不大长的黑眉黑眼有三十岁左右的后生说，报纸上说那是政策，干部们说那是国策，老百姓不管是政策还是国策咱有咱的对策。见了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们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因为要去岳母家里，我在那儿只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那里。
二十多年没有回来，当我从大街的南边一直走到北边，才发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并不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只是多了几间房子。
在我的记忆里，十字街的东头有一眼甜水井，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在这里担水。井不深，用扁担钩勾着桶就可以打到水，不像我们老家的井深，还得用辘轳绞。我第一次担水时因为不太习惯把桶给掉到了井里。如今，这儿已经成了平地，里边栽着一棵棵苹果树。我还记得，紧挨十字街的北面是过去称之为大队的地方。大队挺大，足足有五六亩地大，北边是一溜十几间房子，是队部，西边是一排马棚，大队的牲口都集中在这里，东边是一排用来储藏粮食的仓库。大队的院子里平展展的，是打庄稼晒粮食的好地方。大队的门口有两间临街开着窗户的房子，一间做代销店，卖些烟酒副食，日杂百货，针头线脑；另一间是加工厂，里边有钢磨，有脱粒机、粉碎机。现在的大队已经不叫了大队，改叫村民委员会，现在的大队也不成了大队，被人们用水泥用砖头齐刷刷地划成了四块，变成了四户人家的住宅。北边那一溜原来做队部的房子只剩下中间的两间和最西边的一间。大队的后面还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葡萄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正好是初秋，一架架排列得很整齐的葡萄架如同一个个绿色的帐篷。如今，这一切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仿佛原本就不存在似的。我还发现，这条街比原来长了三分之一，不过，随着街的长度的增加，原来齐齐整整的街道突然变了形，变得丑陋不堪。新盖的房子有高有矮，很不规则，新垒的院墙一家比一家靠外，人为地形成了锯齿形。年近八旬的老岳母见我回来，高兴地合不上嘴，不顾儿子和媳妇的劝阻，进进出出非要为我张罗着做饭。吃过饭后，天还亮着，我又来到了十字街头。
我出来时，那里的几个人依然还在，而且是有增无减。我过去的时候，那个黑眉黑眼的后生正蹲在墙角的一块大石头上同一个高个子的妇女对话：
你们这些女人们没球的钢骨，一见人家就拉了稀。
女人是水做的，女人要是比男人强，男人还叫男人么？
女人？刘胡兰不是女的，你们就不会跟人家学？
刘胡兰，世上有几个刘胡兰。
还有武则天，也是文水的，离咱们不过几十里。
那女人不吱声了。
正说着，从村子东边的大路上过来三个人。这三个男人并排走着。中间的那个长得粗粗壮壮，穿一身公安服。这几个人一边走一边低声地交谈，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看到这几个人，那几个女人出溜一下不见了。这几个人管他们走着，也没有同街头的其他几个人说话。这三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另一个是村民委员会主任，中间那个穿公安服装的人是村里的治保主任。这三个人通过街口一直走到街的尽头，然后往左一拐，不见了。
看见了吧，干部们又到了学校。黑眉黑眼的后生对刚刚从临街的门里钻出来的几个女人说。
是不是派出所的人也在那里。说话的是一个个子又瘦又小的女人。
那还用说。他们肯定又是研究战略战术去了。你们放心吧，今天前半夜是没事了，发愁你们的后半夜哇。
我问那个黑眉黑眼的后生，干部们后半夜到人们的家里干啥。
干啥，保险不是给人们送吃的喝的。是问那些超计划生育的人要钱，没有钱就抓人。
随便抓人这不是犯法，你们不会告他们去？
告？那后生很是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不是辘轳把上抹油？看你也像个识文断字的，你给解释解释，什么是权力，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权力权力，就是有权就有力，有权就有利，有权就有礼，有权就有理。你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一个连狗也不待理的破老百姓敢跟干部做对，纯粹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这话也不对，照你这么说，就没有王法了。
法，什么是法，在咱们村里，支书村长治保的话就是法，到了乡里，书记乡长的话就是法。他说罚你三千就是三千，他想罚你五千就是五千。你要是态度不好，给你穿个麻绳坎肩，看你还敢不敢蹦。
旁边一个年纪大约有六十来岁的老太太轻轻地拽了我一下胳膊，悄悄地告诉我说，如今的干部们可厉害哩，半夜把超计划生育的女人们叫到学校要钱，不准说话，谁不应承给钱就打谁。
我说，超生是不对，可也不应该打人呀。
谁敢说人家干部的不对，走到哪儿也一样。听说有的地方给不了罚款就搬家具，还有拆房子的哩。俺的媳妇上次给叫到学校，用铐子铐在单杠上。那天还下着雨，淋得媳妇受不住就答应了。
叔，超生要罚多少钱？我问跟我爱人沾点亲的那个老汉。
钢磨，叔喊了一声那个长得黑眉黑眼的后生，说，二胎四千，三胎六千，对不对？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是哪年的二胎，哪年的三胎。九0年以前的二胎是二千，三胎是三千，这是指女人做了手术已经做过处理的，这次补交的罚款。没有做过处理的就是四千的六千。
谁家有那么多的钱，又没开着银行。那个大个子女人说。
没钱，没钱你就敢要孩子？没钱你就不该娶老婆，娶下老婆也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能随便瞎动。
娶下老婆不闹，要老婆做甚哩。夜那么长，把人的头还不睡扁了？一个年轻后生说。
谁说不让你闹，是让你学人家钢磨，不上水，干戳。那个瘦小个子的女人笑着说。
黄豆，你见来？咱们俩个是什么关系，好像你比我老婆还清楚哩。钢磨也不恼火，笑嘻嘻地问。
这是你老婆让你干戳戳得呛不住了自己出来告诉人的。不信，回去跟你老婆顶对顶对。那个被称作黄豆的瘦小个子女人反诘道。
那是谁家的媳妇，咋叫了个黄豆？我悄悄问身边的叔。
叔嗤地笑出了声。后来我才知道，黄豆是那女人的绰号。去年，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们在一个下午把全村几十个超生的妇女集中到学校，在学校的大操场里排队分类，看谁家有钱，就作为重点对象。因为黄豆在所有的豆子里出油率最高，被人称作黄豆的爱人在外地做买卖，相对来说，比在村里种地的人们的经济要活络点。所以，这个瘦小的女人就有了这个美称。既然做过处理，为什么还要罚？当时，我问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的钢磨。
为什么？以前罚下的钱花完了，花完了就得另想办法。要不是能从罚款中提成，村里的干部们也没有一个愿意得罪人。
现在的干部们不讲理，我姐姐做了手术又怀上了还要罚，甚的社会。说话的是那个叫做黄豆的女人。
你姐姐咋做的手术，你姐姐是生了两个闺女还要生，让人家捆住拉到卫生所像劁猪一样给劁了，气得你姐夫在大街上骂了三天，说干部们丧尽了天良，让他断子绝孙。不想，和你姐姐一圪捣又有了，悄悄地去医院用b超一超，嘿，还是个男的，把个你姐夫美得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又是烧香又是上供，说是苍天有眼，天不灭曹。要我说，挨罚活该！钢磨翘着二郎腿，像说书的一样，在大街上演讲起来。
日煞你外祖宗的，你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哩。你不怕断子绝孙，因为啥叫你老婆连着流了三个女娃娃，最后才生下你良良。把你老婆折腾下个罗锅，现在你是怕又有了，你老婆的身体吃不住了才天天干戳，你当你的觉悟高思想好主动实行计划生育？黄豆使出了很是厉害的杀手锏，把个能说会道的钢磨打得哑口无言。
停了不大一会儿的雨又滴答起来。
贝贝，快套上你爸爸的皮夹克走。那个大个子妇女跟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说。
祖爷不穿，祖爷不穿。小男孩一边骂一边躲。
快穿上，到了后半夜，冷得不行了想穿人家也不让你回来穿，听话，妈一会给你买好吃吃。
看来，这女人的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说不准，后半夜干部们真的会采取什么措施哩。
天快黑时，又下起了小雨，十字街口的人们正准备回家，这时，从西边的大道上急匆匆走来个男人。这男人长得高高大大，足有一米八十的个头，只是头发乱糟糟的像团沙蓬，脸上的络腮胡子如同野草，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黑不黑，灰不灰。
神枪手，着着急急又要去哪儿？钢磨问。
回家，做饭。被钢磨称做神枪手的中年男人边走边回答说。
看到了没有，乡里管计划生育的和咱们村里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学校，你注意点。钢磨说。神枪手停住步子，一脸惊慌地问，真的？
真的。刚去了学校一会儿。
神枪手没说话，继续向北边去了。不过，他的步子明显地慢了许多。
神枪手是他的绰号吧。我问站在我前边的叔。
叔点了点头。
神枪手结婚后，妻子每两年生一个，而且三个孩子都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出生的。因此，就得了神枪手这么个美称。就在生第三个女儿时，妻子大出血死了，孩子算是命大，活了。现在家里留下了三个女儿，分别为十岁、八岁、六岁。他是又当爹来又当妈。可乡里对这样一个殁了女人也不会再违反计划生育的光棍也不放过。像他这样的人连光景也过不了，从哪儿来几千块钱。叔说完叹了一口气。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是晃动着那几个人的影子。什么钢磨、黄豆、神枪手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八点多了。我匆匆地洗漱了一下就告别岳母，准备到公路上去赶那趟班车。
在村北口，我看到路边有一座用蓝布搭起来的灵棚。灵棚里并排摆着四口崭新的血一样红的棺材。这四口棺材大小不等，左边的那只最大，跟平常人的一样，接下来的一口比一口小，顶小的那只大约只有一米左右长。棺材看上去湿漉漉的，还散发着刺鼻的油漆味。灵棚里空荡荡的，除了四口棺材，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的祭品，没有一张画像，没有一个花圈，倒是灵棚的柱子上贴着一副很是醒目的挽联，上联是“少生优生才是光明出路”下联是“知法犯法确属愚昧无知”奇怪的是没有横批，不知是原来就没有写还是因为贴得不牢让风给刮走了。
我的双脚像被钉子钉在了那里，丝毫动弹不得。
讨厌的雨又滴答了起来。细碎的雨点落在身上，落在地下，雨悄然无声。在淅淅沥沥的雨幕中，我独自站了一会儿，依然还是看不到一个人影。
看看表，已经是八点四十五分了，时间告诉我，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如果再耽误几分种，就会误了这趟全天惟一的班车，而我今天必须赶回去。
我走几步就回过头来看看，阴沉沉的天很低，几乎同大地连接在了一起，让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雨，冷飕飕的雨，不歇不住地下着，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空空荡荡的旷野里，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灵棚，那里边摆着四口血红血红的棺材。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会不会是
大约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内弟打来电话，我在电话里问及此事，内弟告诉我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那天，天快黑的时候，神枪手从十字街头回到家，一句话也没有说。大女儿、二女儿上学还没有回来，家中只有三女儿一个人。六岁的女儿正在生火，淋了雨的柴点不着，整个家里都是烟，神枪手过去就给了女儿一巴掌。他不喜欢女儿的原因除了她长得又瘦又小外，就是因为她不仅让他挨了罚，还让他打了光棍。看着在地下哇哇哭的女儿，他蹲在炕沿边思谋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墙柜里取出仅有的四个鸡蛋，把鸡蛋一一打开，用筷子慢慢地搅成稀糊糊，再然后就是用黑乎乎的哆嗦着的手从风匣板床下摸索出一个纸包，把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倒在了碗里，又搅了几下。他拿出一口小铁锅，几分钟后，屋子里散发出鸡蛋的香味。他把炒好的鸡蛋放在三女儿的面前，正在哭泣的三女儿看到鸡蛋后连筷子也没用，伸手就抓了一块，也不管烫不烫就填进了嘴里。当女儿接连吃了几口之后，呆在门口的神枪手似乎突然间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把抱起女儿，没命地向离他们村二里地的乡卫生院跑去。卫生院的值班医生不在，等医生回来后，三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神枪手抱着女儿的尸体，在淅淅沥沥的雨中一边走一边哭，当他回到自己的家里时，大女儿和二女儿都蜷曲着身子躺在了地下。神枪手这才发现，锅里的鸡蛋没有了，连一点碎末也没有剩下。见此惨状，他一头栽倒在地。望着黑洞洞的没有一点光亮的天，神枪手异常平静地把一根绳子拴在门框上，并且打了个死
结，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他用手使劲拽拽绳子结成的那个圆，很轻松地把头伸了进去。
最初看到这个现场的，正是乡里和村里收取超计划生育罚款的干部们。
此刻，是凌晨一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