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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农家的窗户贴上了“挂钱儿”,门口的对联上,也千篇一律地写上“莺歌燕舞春光好”,“社会主义喜事多”,横批写着“春回大地”,“大批促大干。”
写对联有个说道。不说合辙押韵吧,大致总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就说这个春联吧,念起来似乎很有春意,形势又跟得紧。其实,这些吉利的话,并没实质性的内容。
地上,有隔年的积雪,尚未溶化,踩上去仍是“咯吱”地响。常常刮的西北风,又总爱卷着晶莹的雪粒,不时斜劈在人们的脸上,像刀子一样锋利。
至于“莺歌燕舞”,无论从松嫩平原的哪个角度上讲,都属瞎话。春节,燕子并没来,就连人们常见的“家贼”也被冻得躲在房檐下的小窝里,不作任何怪叫。还有,就连不怕冻的乌鸦,也要在惊蛰后才能来到。唯一能叫的,只有家养的大公鸡。
有关“喜事多”,在这地处幅员辽阔的大灰堆大队,可能人们因某种习惯或是不出门的缘故,连本公社的其他大队具体什么样,他们都说不清。仅在大灰堆里来说,喜事并不曾发生过。就眼下看,快嘴的瞎捧乱吹,老实守本分的,在这欢度佳节之余,不免又要说起钱秀金来。“她只差这么几天没过春节。”“钱秀金的手巧,她剪出的挂钱儿,比谁剪的都好看。”人们说到这里,总要发出几声叹息。
按着历史流传下来的风俗,该是打正月、闹二月、沥沥拉拉到三月。
这种旧的风俗渐渐被新时代的激流给冲刷得无了踪影。在正常情况下,腊月二十放假。正月十六上工,这说得过去,站得住脚。领导满意,社员们高兴。
似乎中邪了。今年大灰堆来了个破天荒!倒也不足为奇。大批促大干嘛,县里领导要亲自到第一线来检查指导工作,通知一到,马天才忙了个屁滚尿流。大年初一开了全大队动员会,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民以地为本,老实厚道的农民向来是安分守己的。这不,初二一大早,人们就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哨声催到了生产队。
挂官衔的,为了检查的顺利,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社员们则不同,来五去五,干活得分,倒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反映。因为干活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使命。现在的关键不是怕干活,而是不能脚踏实地的干。新正腊月的,检查的不来,你时间不少费,活不但干不出来,工分还挣不到手。就因为这个,虽是大年初二,人们眉宇间都凝结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愉快。当然,他们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当官的有毫无理由的理由。俏皮的小青年牢骚自然成为口头语,尽管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用处。
与这气氛不协调的倒是房檐下立着的王坚。
他仍然戴着陈爱中送给他的那顶刷白了的羊剪绒帽子。上衣是件上了补丁的学生蓝制服,下着一条“结婚”时妈妈给做的黑色灯心绒裤子,屁股与膝盖全磨得没了绒。脚上穿着一双破胶鞋,鞋带处、脚脖子旁,露出毛茸茸的乌拉草。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
农村春节期间的一个月里,各个场面都少不了十二三岁的半大男孩子。他们一会追逐,一会厮打,一会滚在一起。时而在他们中间响起一个二踢脚“呼——巴!”
“王坚,年三十晚上你们家又吵架了吧?”王忠厚叼着烟,小声问着王坚。
“没有。”他的目光始终追逐着那群孩子。
王忠厚倒不好意思起来了。他红着脸,用手拨弄着帽耳朵里的两个耳朵,说:“也许是这两个东西不管用,我咋听见你爸在喊了呢?”
王坚这才收回目光,冲着王忠厚微微一笑,说:“怎么会呢?大年三十,谁家不图个吉利。”话是这么说,可心里却像塞了五味瓶,什么味儿都有。
“看你,手头也不宽余,给小猛钱干啥呀!”王忠厚挨着王坚站在了那,仍是小声地说:“你大嫂让我给你送回去,我怕你爸知道了又要骂你,真叫我下不去呀。”
“下不去的是我,那天正好爸爸给我两元钱,要不,我想给也没有呢。”
太阳游过了东厢房的房顶,把它那遥远的光泽喷洒在大地上,也涂抹在人们的身上。
这工夫,麻兴福咧咧歪歪走进了队院子,大老远问:“人都这个到齐了没有?”接着便打了一串饱嗝。
“太阳都照屁股了,你问谁呢?”徐中贺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一抬脚,“当”地把个马粪蛋子踹在麻兴福的面前,粗声闷气地问着:“明个你再这么整,今天你就吱一声,让大伙少遭点这洋罪!”
“学大寨赶夕阳,你来你挣工,怎么这个叫洋罪?”酒劲在身,麻兴福简直有些云三五道起来了:“说话不分裆,小心你的身子骨。”
“我徐大愣子从来不听大话!死冷寒天的,我们抱着肩膀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才扭达出来,有什么说的!姓麻的,对你说吧,就你这么拖拉,别说赶夕阳啊,就是吃屎你也寻不着热乎乎的!”
“哟,又上来愣劲儿了不是?”麻兴福冷冷一笑。
“喂喂!姓麻的队长,今天你来晚了一个小时,这报酬该咋算?”说着话,徐中贺已凑到了麻兴福的对面,那只铁锤似的拳头就在他的眼前晃动。
“算?哈哈……”麻兴福忘乎所以地说:“你上学的本事不就这个上课睡觉吗?哈哈……”
徐万有四女一男,在这宝贝儿子身上没少花费心血。中贺呢,他的性格偏偏不像善良老实的父亲,又不随厚道温柔的母亲。天生就一犟到底。就说上学时吧,连着念了四年,硬是没迈出二年级的门槛。玩起来几顿饭不吃都中。可一到上课,眼皮就打架。有一次下课捉迷藏,他蹲在老师的讲台旁用大端筐扣住了自己,刚一进去,老师恰巧上课走进了教室,出来少不得一顿批评,索性委屈着吧。谁知老师那里一讲课,他这迷糊劲儿又上来了。于是,鼾声大作,惹得同学们捧腹大笑,老师却给他气得翻白眼。自那次被老师批评后,他再也没上学。
他心眼直爽,干活实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不管用了。在队里,人家读个报纸看个信都敢试试。他在记工单上认人名都费劲儿。他深深地悔恨着自己,但他从来不向外表白,因为那是他无法弥补的疤痕,无言以对。然而今天,麻兴福灌了几口迷魂汤,当着一院子的人揭了他的短,挖心扯肺也不过如此吧?麻烦自然是要找的。
“别看我不识几个臭字,可我是正儿八经的人!我徐家的丁点东西,都是我用汗珠子换来的。你呢?你喝人血卖你的乖,今天我非抡扁你不可!”说着,他上前抓过麻兴福,展开巴掌就打了下去。
“松手!”徐万拖着腿推开了自己的儿子,呵斥道:“有话说话,大过年的你动什么手?”
“爸,你没看这家伙美得都快上了天!”
徐中贺抓着麻兴福的手虽然被父亲破开,但他还余怒未消地吵吵着。
“再他妈装二大爷,就给我滚犊子!没你这个大祸害,一队要多购两毛钱!”
麻兴福被徐中贺这一顿折腾,酒劲儿自然也醒了一半。马天才凶不凶?他都没怕过,别说他一个小小的队长啊!记得在一次铲地聊天时,他说母猪吃芸豆,几十张嘴都没犟过他,到底在歇气时跑回生产队,从家抓来一把芸豆扔到猪圈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他才心服口服。还有一次,他说自己胃口大,一顿能吃掉二斤白面,一斤油的烙饼。一个好奇的社员真的与他打起赌来,谁知只吃了一半就咽不下去了。后来按着打赌时的规定,跪下给人家磕了三个头……他认准的事,就是错也要错到底,直到他自己承认。麻兴福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他强作笑脸一边分派活去了。
分派到孙玉君名下时,又出了差头。当队长点他名时,他伸长脖子出着洋相:
“这个叫我干啥?”
“这个跟车送粪!”
“这个谁说不行了?”
麻兴福这一肚子气呀,真是无从说起。他走到徐中贺面前问:“你跟着起马圈的粪吧,行不行?”
“不行!”
“这个……”麻兴福那刀条脸已变成了猪肝色,他声音不大地问:“你想这个干啥呢?”
“我想看着你!”
“看着我?你别逗了。时间不早了,干活吧,啊?”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对不起,今天我对你关心!”徐中贺斜着眼瞟着他,说:“队里来人陪客的是你!当甩手掌柜的是你!到秋多得工分多得柴禾的是你!送礼请客的是你!今天咱俩就平起平坐,你干啥我干啥。”
徐中贺又犯上了牛劲儿,麻兴福自然拿他没办法。年三十就被老婆灌了一肚子醋,看来这一年活该不顺当喽!心里正无着落时,拿眼又瞟见了王坚,于是,把满肚子的窝囊气都对准了他:
“王坚,还站着干什么,这个还不去挑粪!”
“挑什么粪?”他没吃他那套。
“装什么蒜?”
“究竟谁在装蒜?”徐万也气不打一处来,他有几分生气地说:“大粪和尿水年二十八才挑净的,这两天冒劲拉尿,那能攒下多少?”
到处碰壁!麻兴福赌气把手一挥,吩咐道:“窜鸡鸭架的粪吧!”
分派完活,他也很自觉地抓起了铁锹走进了马圈。
王坚挑着粪筐跟在徐万的身后,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打量起徐万来了:
徐万是春节前两天刮过的下巴,刚光洁了四五天,一层待出的胡茬却又顽强地探出了头,像播种后刚出头的小麦一样。脚穿千层底棉包鞋,青斜纹布裤子,今天又偏偏扎上了脚带,显得既轻盈又自如。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灯心绒便衣,衣裳倒是崭新的,只是比里面的新做的烟色袄短了一截,乍看去,倒像穿了一件马褂。就这身装束看,他至少要年轻十岁。
“王坚,”他在前边开口说:“中贺是个粗鲁人,不过麻兴福也太有点不像话了。农民嘛,讲究的是实在。就说今早儿,既然把大家伙叫来了,你就别管上边来不来检查的,该咋干就咋干。大年初几,人的心还没收上来呢,你当队长的该起个带头作用才行,拖拖拉拉的,哪像个农民的样子!”
“可不是咋的。”
“庄稼院里就指望地呢,现在锅大人多,不精打细算,怎么能吃饱肚子呀!”
“人的觉悟总是不一样,别看队大人多,大多数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待身边发生的事情。”
“谁说不是。”他挥动着一只手说:“几百个人的生产队,连个正经的生产责任制都没有,这哪是社会主义?分明是在混社会主义!集体成了一块肉,哪个有权的不想啃几口?要我说,再这么弄上十年二十年,庄稼院人多地少,别说上纲要啊,就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保住。唉!一个人毕竟没有回天之力啊!”复杂的思绪在他脸上那纵横交错的褶皱里跳跃着。这个被开除出党的老党员,正为现在涌现出的混吃等死的地方干部而痛心疾首。同时,也在为今后的生产发展趋势而忧心忡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