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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当年逾古稀的江茂群坐着轮椅，呆在自家阳台上，常常会陷入对往事的片段回忆。
他刚刚从断续的昏睡中醒来。时间虽只是早晨的九点多钟，但睡眠对于脑血栓病人来说，总归是个奇怪的东西——黑夜里的辗转反侧，也不会换来黎明前片刻的酣睡。但吃过早饭，例行公事般的出外散步回来，瞌睡总会不请自来——却不能躺在床上，郑重其事地恭迎它的到来。电视机开着，他是坐在轮椅上看电视时，酣然入睡的。客厅储物柜里码放着好些电视剧卡带。它们在江茂群打发时间的反复观看中，已然成了他一个人的经典。每当有“红色剧情”的新的电视剧出现，便会成为江茂群的节日。他会早早等在电视机旁，一集不落地看下去。当整部电视剧第一时间播完，他那懂事的女儿，稍后会给他买来全套的卡带。这是视力已不便阅读的江茂群，晚年生活中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
那个面色红润的红军指挥员，率领部队爬过雪山，又在茫茫草地间跋涉……以前他身体好时，每当和老战友聚会，偶尔也会聊聊这些电视剧的内容。总有人对电视剧里的道具、场景、以及演员的状态做出抨击。他们总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电视剧中所演绎的，正是当年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坐在一旁的江茂群微笑倾听，他沉稳的性格使他很少在不具备权威的情况下，发表任何有失偏颇的看法——而事实上，在这个军区大院的干休所里，随着几位年老的将军先后离世，他已成了资格最老的一位。但遗憾的是，那场被后人称为史诗般壮阔的长征，被外国人称为“伟人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民众走出埃及”的长征，他的确未曾经历过。
——这对于一生戎马的江茂群来说，不讳是一个天大的遗憾。随着年龄的老迈，随着情绪的愈发不能控制，这种遗憾变得尤为强烈。甚而会成为引发江茂群时常哭泣的一个理由。而事实上，哭泣只是他丧失诸多记忆之后，情绪低落的一种演化，是很多脑血栓病人的一种生活常态。
电视插播广告的间歇，江茂群将轮椅摇到阳台上。置身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温煦的，共和国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照在楼下弯腰侍弄花草的老伴身上，照在那些春日里竞放的红色、黄色的花朵上。老伴花白的头发也成了“花朵”的一种——以前他总是这样调侃般赞美着她。往事于猝不及防的形态翩然而至。他倏忽想起1932年所经历的那一段旅程，想起自己的父母，以及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记忆如此清晰，又如此汹涌，犹如一条长长的浩荡河流，将置身于1995年老迈的江茂群吞噬……他感到了孤独，由衷的孤独。保姆或许出去买菜了。他现在特别想和老伴说话。他想喊她上来，隔着玻璃，他喊了她几声。但她不为所动。即便在屋里，她也时常会听不到他的喊话。她耳聋啦——他时常这样喃喃自语。
老迈的江茂群头抵着窗玻璃，忽然间泪流满面。像个无力的，因无法向人倾诉，而伤心欲绝的孩子。
潮水退去之后，江茂群回忆不起他在1932年的上旬，是如何离开宁都驻地的。就连派他去寻找那份“秘密文件”的任务，他都讲不清来龙去脉。他依稀记得，在那之前，他辗转收到过一封姐夫陈烈寄来的信。他将信中透露的信息，早已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级。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始，他率领着他的营队，每天在赣南的大山里奔波突袭，也就把那件事给忘了个精光。直到有天晚上，一个叫曾希盛的人找到他，他们此前见过几次，却没打过什么交道。这位情报局长抽着呛人的旱烟，坐在对面，再次向他问询了一遍书信中所显示的信息，刻板脸上的表情显得尤为严肃。他陈述了一遍这些文件对整个红军部队的重要性之后，对江茂群说，你马上去上海，必须将它们找到，再想办法送回部队。这些文件，或许对我们红军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茂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他是一个有思想的革命者。服从是他的天职。况且他心里清楚，和这些秘密文件比起来，与敌人的正面交锋，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一种“痛快”而已。
那时他并未感到遗憾。也无从感到遗憾——当漫长的战争结束，遗憾也未曾进驻过他的内心。只当他坐在战后宽敞的办公室里，从报纸以及各种资料中，读到对1932年6月至1934年8月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详实记载，这才知道，在那短短的时间之内，竟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啊。（有些事他曾听亲历者亲口讲过，而有些则闻所未闻）在当时，他并不知道，1932年10月，也就是他刚刚离开部队不久，那个被后世称为“伟人”的人，在一次会议上，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并责令他离开前线，完全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战争指挥权；而在其后的几天，红四方面军两万多名将士踏上了西征之程，开始了他们漫无目的的逃亡；而湘鄂西苏区红三军的处境更为艰难，“肃反”大幕已拉开，叙述者频繁使用“血雨腥风”“教训惨痛”等等字眼，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
每当读着这些资料，江茂群有时会感到一丝由衷的庆幸，有时也会感到几分如常的惋惜。他比对着自己从江西辗转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天津的时间，这才清楚地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对那场载入史册的“革命”，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随后，“长征”开始了。那场更大规模的“逃亡”开始了。
他与“长征”渐行渐远的旅途也自此开始。他常把自己其后的那段经历，比作他革命生涯中的“长征”。虽波澜不惊，却极其浩荡。那也是他与家人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难得的就像一次圆满的道别。直到现在，在他泪水长流的回忆中，他才清楚的记起，就是那一次的回去，他悉数见到了自己所有的亲人。而在其后的日子里，家庭中的许多成员，都像汇入长河的水流，自此流泻千里，变得杳无踪迹。
江茂群找到大姐江汰清时，已按曾希盛告知给他的联络方式，先行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但江汰清提供给他的有关“文件”的消息，却不容乐观。那些文件始终由江汰清保管。她把它们寄存在狱中结识的那位朋友家里。朋友的姑父算是上海的一位大人物。位于顺昌里的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的房产。在顺昌里七号，一座带有花园天井的楼房内，一间单独房间的钥匙由江汰清掌握。她随时可以去那里。那些封存在地板下的文件，像是她的一个秘密情人。但不幸的是，半个月前，出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殃及烧毁了楼房一角。当江汰清闻知此信，将几箱文件抢救出来时，其中一箱文件，已烧残了大半。
更为重要的是，江茂群带来的所需文件清单中，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份原件应在半年前，由马天目和江韵清寄存在另外一个地方。江汰清虽知此事。但如何拿到文件，却毫无办法。
但江汰清的神情看上去并不显得多么焦虑。
我刚刚收到家里的来信。他们结婚了。你不知道，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找到组织啊！你到天津去找他们吧，顺便看看爸妈……如果他们知道你能帮他们联系上组织，会非常开心的。
江汰清这样对她的弟弟说。
对于找寻“组织”的迫切需要，其实并非要等到江茂群归来时才能得以解决。此时呆在天津的马天目，已和吴忠信取得了联系。当说起他为何不肯与马天目相认时，吴忠信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我不是记不得你了！吴忠信说，但你身在上海，没有得到组织上的任何通知，忽然出现，我自然不敢轻易相信。更何况我已转做其他工作，不负责情报联络这一块。你还记得吗？说到这儿，吴忠信笑了笑，你自报家门时，说自己是马天目，而我记得的是你“马端方”这个名字，自然更不敢相信。
马天目笑着说，你说的也是。我不怪你。但在“国民饭店”门口，我怕你再不相认，情况紧急，只能扮作一个痞子，找茬和你吵架。想起来真是惭愧。
吴忠信说，多亏你出手搭救，不然，我也就身处危险了。
马天目说，还好！大家只是虚惊一场，幸亏老天有眼，吉鸿昌先生只是受了点轻伤。
说起吉鸿昌的受伤，马天目只是从报上看到一些消息。至于未有罹难的真正原因，却还需吴忠信娓娓道来。吴忠信说，为掩人耳目，吉鸿昌先生在等我前去时，特意支了那张麻将桌子。也就是那张麻将桌子，才让他逃过一劫。据事后分析，那个带孩子敲门的女人，肯定是刺杀者派去的特务。只是等她离开之后，天作巧合，恰好轮到麻将换庄，又兼酒店内很热，几个人都脱了外套。吉先生和换到他位子上的人穿了一模一样的内衣。等杀手闯进来，错把那人当成吉先生。一通乱射，吉先生只受了些轻伤，可惜了他手下那位副官，年纪轻轻，无辜丧命。吉先生虽说逃过此劫，但现在已由巡捕房引渡到天津警察局，前景也颇为堪忧。
马天目随之叹了口气。 岔开话题，说起那些文件的归属问题。
吴忠信说，虽然吉先生身处危险，策划冀南暴动的事也前景渺茫，但组织上还是让我专门做他那些旧属的工作。至于那些文件，我会向上级汇报，由他们派人同你联系，再另寻处置。
辞别吴忠信。马天目忧心忡忡赶到江家，来找回了娘家的江韵清汇报此事。
他把同吴忠信会面的情况，对江韵清简单讲了讲。末了压低声音，问江韵清：
要不要把宜清卷入刺杀吉鸿昌的事，报告给组织？
江韵清朝屋外看了看，起身掩了门。小声说，宜清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的。她从报上看到消息之后，心里愧疚得要死。躺在床上，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马天目说，如果告诉，肯定会给宜清带来危险，咱们的同志暂且不提，单单吉鸿昌那些旧部下，一旦得知，肯定也不会放过她。
江韵清倒吸了口凉气。
马天目摇头，断然下结论说，还是不能告诉，这件事谁也不能知道。说起这件事，其实我也有责任。我在事先知道的情况下，却没有劝阻宜清……
江韵清点头。脸上又露出一副欣喜神色，说，好了，我们还是别说这些烦心事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大哥马上就要回家了。家里刚刚接到电话，说他已到天津。忙完手头事，明天晚上就能回来。等他回来，宜清的事，还是请他拿个主意。
自1927年离家，参加北伐战争之后，这是江茂群的第一次归来。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五年过去，给江茂群的最深感触是，父母老了，妹妹们都长大了。特别是三妹宜清和四妹竺清，以前在家里，她们两个是最缠人的。四妹竺清常会坐到他腿上来。而现在，这个落落大方的高中生，说话时虽把臂肘搭在他的肩上，亲昵中却又多了一份矜持。而三妹宜清，始终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在当晚举行的家宴中，她始终未发一言，未等饭毕，便推脱自己身体不适，回房休息去了。
家宴结束，江茂群陪父母说话。父亲问他：这次回来，是不是过几天又要走？江茂群痛快答道：这次回来，暂时就不走了。母亲惊喜地问：真的？江茂群说，真的！说着，抬手从母亲肩头捏下一根白发。又说了一会话，江茂群说要找马天目江韵清有事商量。看着儿子的背影，父亲不知是忧虑还是欣慰地说道：看来，韵清这孩子，也和他哥做着同样的事呐。
江茂群到达天津，先行和河北省委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对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他虽有抵触，但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省委同志给他的建议是：考虑到当下情况，又兼路途遥远，江茂群即便赶回江西，也追不上部队。只能暂时留在天津做地方工作。交接文件的任务，仍派马天目同志返回上海。而实际上，也只能这么做。
江韵清问：那我呢？
江茂群微笑着说，考虑到你们新婚不久，你当然要陪他去了。
江韵清羞红了脸。
接下来又说到发生在三妹江宜清身上的事。
江茂群提议说，考虑到三妹的安全，不如让她陪你们一块去上海。既能陪大姐一段时间，也能让她恢复一下情绪，忘掉发生过的这一切。你找机会，和她谈谈。不知她是否愿去？
江宜清当然愿去上海。她急于想离开这个地方，借以摆脱范义亭对自己的纠缠。当她从报上读到有关刺杀的消息，同时也读到社会各界对这种卑劣行径的谴责。震惊的同时，又感到无地自容。她把范义亭认定为一个骗子。他是一个骗子，不但骗了彭雅萝，继而又骗了自己。她主动去找范义亭谈过一次，借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但面对她的指责，范义亭满嘴狡辩，嘴里呐呐道：我当初，劝过你不要去的啊……江宜清挥手抽了他一记耳光，你只说是和日本人有关系的人，而没有说是“吉鸿昌”……范义亭哑口无言。因为当任务下达时，他只清楚“吉鸿昌”这个名字，而对这个人的背景，却没有过多的了解。至于江宜清本人，恐怕对“吉鸿昌”这个名字，也不会了解的更多。
那之后，江宜清对范义亭避而不见。他打电话找她，被她冷冷告知：从今以后，我们各走各路，互不相扰。
这天是江宜清离家，准备前往上海的日子。昨天晚上便和姐姐姐夫约好，大家各自从家中动身，到火车站聚合。
江宜清和父母别过，出得门来，搭一辆黄包车，来到天津北站。站前广场横一道栅栏，警察在检查证件，致使广场前滞留了大批等待通行的旅客。江宜清抬头四顾，寻找着江韵清和马天目。忽然从身后闪出一个人来，拉了她一下。定睛一看，是范义亭。
你要去哪儿？范义亭问。
他面色浮肿，一副颓唐神色。自“刺杀行动”尘埃落定，最初的欣喜换来最后的失望，唐贤平接到一道秘密调令，被召回南京去了。临走前对前程充满了无尽忧虑。两次刺杀任务的失败，让这个踌躇满志的人，身心遭受重挫。他对范义亭说，你先待在天津待命，我若还有重新被赏识的机会，定会约你重整旗鼓，继续履行我们的使命。唐贤平走后，范义亭整天无所事事，除睡足懒觉之外，每天去江宜清家附近溜达。希望有机会碰到她，和她尽释前嫌。
江宜清不理她。甩开他的手，朝人群中挤。但因人群汹涌，又被筛了出来。
范义亭从后面拽着江宜清手里的箱子，似乎是想帮她一把，嘴里说，你不能走……
你有权控制我吗？江宜清扭头，冷冷说到。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江宜清冷笑一声：不离开你，难道让你继续害我？更何况，我们二人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范义亭无言以对。再次哀求般说道：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没有这个必要。江宜清冷冷答到。远远看见广场内左顾右盼的江韵清和马天目，再次抽身向人群中挤去。范义亭紧抓着藤箱的把手不放。江宜清回头说，你再不放开，我就要喊人了。
范义亭只好松手。目送江宜清离去。
呆了好一会，他忽然穿过卡口。朝检票大厅走去。等他打听清楚火车的车次，踌躇着赶到月台上，想再看江宜清一眼时，火车已拉响汽笛，缓缓驶出站台。（未完待续）